应对学术腐败国外经验谈

　　从20世纪开始，科学研究的大生产化，使科研成为一种竞争激烈的职业。科研成果不仅带来丰硕利润，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容易成名。这也诱使一些不合格的研究人员，以不正当手段：造假或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以形形色色的腐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学术腐败表现形式如下：抄袭、剽窃他人成果；假造实验数据或成果；以不正当手段捞取学术职称；在学术评审中，施展垄断和行贿等手段。  

　　在处置学术腐败方面，各国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美国虽是超级科技大国，研究机构实力雄厚，但仍不断发生学术腐败事件。  

　　20世纪80年代，时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巴尔第摩与他人合作，在《细胞》杂志上发表论文。其后一名博士后发现，自己所在实验室的实验数据有造假可能。于是该博士后向巴尔第摩反映，要求其撤消论文，但巴尔第摩拒绝了这一要求，这名博士后也被开除。这一事件公开后，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等有关学校，清查了上述试验的实验数据，但均认为数据没有伪造。而1991年，美国政府派出特工人员，对记录原始数据的墨水、胶带等进一步核查，却认为数据确实有假。这一事件至今仍疑点重重，美国政府从此事认定，科学界很难自我更正。于是在1992年，美国卫生部成立了“研究诚实办公室”，专门接受和处理对学术腐败，又称学术不正当行为方面的举报。  

　　前两年，年仅32岁，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学者舍恩，一度曾是全球物理学家艳羡的对象。这位年轻学者在短短两年多内，“放卫星”般地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频频发表重要论文。在一些人眼中，舍恩正在获诺贝尔奖的道路上“奔跑”。然而谁能想到，支撑这一切的竟然都是虚假的实验数据。美国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经过长达4个月的调查，认定舍恩至少在16篇论文中造了假。  

　　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想完全杜绝学术造假几乎不太可能。美国“科学”杂志曾就舍恩受到调查一事发表社论认为，再严格的论文评审程序也永远无法对“聪明的造假”做到完全“免疫”。完善同行评议、合作研究等制度，加强对科研从业人员的道德教育，固然可以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但要有效防止“学术造假病”的蔓延，同样需要强有力的惩治措施。  

　　在“舍恩事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贝尔实验室的较真态度。舍恩是这家老牌实验室77年历史上、查出的第一位造假者，毁了几代科学家创下的良好声誉，但贝尔实验室在接到投诉后不避“家丑”，不怕丢面子，认真面对同行的质疑，将外单位专家请来调查，并在得出结果后毫不留情地“清理门户”———即使是“学术新星”也不例外。  

　　美“研究诚实办公室”的经验表明，调查、处理学术腐败，不能只靠科学界和科学家本身的自律，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手段作后盾。自律和同行间的彼此监督固然重要，但由于学术腐败一旦被戳穿，往往就意味着身败名裂，因此，当事人在同行对其研究数据、方法和实验等提出质疑时，一般是听不进去的，而且倾向于采取不友好的“敌对”态度。为此，研究诚实办公室采取的方针是，揭露、调查等工作主要由了解内情的科学界承担，但对于在调查过程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包括如何获取物证、传唤人证等，该办公室则准备了另一整套非常细致的对策。  

　　据报道，研究诚实办公室成立以来已经处理了100来起案件。例如，去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教授鲁吉洛被发现，以前她在哈佛大学工作期间，弄虚作假，编造心理学方面的调查结果。结果被裁定5年不许申请科研资金。虽然此前鲁吉洛已经获得终身教授职位，但她还是被迫从现任大学辞职。5年拿不到科研资金，等于基本把这个人赶出了学术圈子。  

　　罗兹指出，要防止学术腐败，提高整体的科研管理水平恐怕是主要途径之一。具体而言，需要从杜绝不正当科学行为的角度出发，在科研管理中杜绝人为因素，全面完善质量控制，包括加强对实验室的监督，在研究数据的保存和实验记录的定期检查等方面，制订出规范化的标准等。  

　　在德国，处理学术腐败主要依靠法治。德国没有统一的中央机构对学位及各种学术头衔进行管理，而是直接由各联邦（州）的法律部门负责。这方面的造假行为不仅会受到各学术部门的纪律处分，还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处理“科研中的错误行为”（学术腐败），相关的司法条文不仅涉及到民法，情节严重的还要动用刑法。德国法律界及科研界的普遍看法是，学术腐败不仅属于道德范畴，而且由于其发生领域的特殊性，可能与许多人、甚至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关，因而必须以法律手段严加惩处。即使在许多国家只被认为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一稿多投现象，他们也认为是学术造假。德国人认为，真正尊重科学家的付出，维护科学家的权益，法律是最好的武器。  

　　在英国，学术监督主要依靠学者自律。英国目前并没有像美国“研究诚实办公室”那样专门负责处理不正当学术行为的全国性官方机构。通常是由资助科研的基金会和各研究机构会制定内部准则，自行调查不正当学术行为并作内部处理。此外，学术杂志也会参与对过错方处罚。学术造假者被揭露后，不仅会在同行间声誉大跌，其科研资金来源更会成为严重问题，有可能其学术生涯就此完结。  

　　在瑞典，学术腐败的案例不多，但也绝非一方净土。瑞典皇家工学院纪律委员会称，它每年查处的弄虚作假案件尽管很少但也有几起。瑞典学术腐败现象较少，首先是因为瑞典缺少滋生学术腐败的大环境，整个社会向来都比较崇尚严谨实干的学术作风，在学术上弄虚作假不为人们所容忍，即使那种不脚踏实地而贪图所谓“捷径”的浮躁风气也要遭到人们普遍的鄙视。20世纪80年代，瑞典一位相当有成就的企业家，明明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却谎称自己是一名医学博士，结果不但自己名誉扫地，而且还殃及自己所经营的公司的信誉，最后公司生意清淡而不得不宣告破产。在瑞典大学中，多数大学生都认为，任何学术上的欺骗行为，哪怕考试时的作弊，都是“不道德的”。  

　　学术腐败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许多学术腐败现象，如抄袭别人的作品，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等，都属于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侵犯。而在瑞典，知识产权严格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不仅要赔偿经济上的损失，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情节严重者难逃被判刑的命运。此外，伪造学历，使用假的学术证明等行径在瑞典也属犯罪行为，是要受到起诉的。因此，目前在瑞典，学术上的腐败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道德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需要承担严重法律后果的问题。这无疑对学术腐败起到了极大的遏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