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细胞丑闻余波荡漾

　　

生物通综合：
黄禹锡事件后，干细胞研究还能恢复往日的荣景吗？

研究篇：
去年年底在生物界犹如投下重磅炸药的黄禹锡事件已经随着对黄禹锡的各种处置而渐渐消释了。然而干细胞研究并没有停下脚步，来自美国哈佛干细胞学院（Harvard Stem Cell Institute），英国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以及中国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等处的研究小组纷纷在进行了胚胎干细胞进一步研究尝试，也获得了一些成就。详细内容>> >>

争议篇：
在刚要起飞的胚胎干细胞研究领域中，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黄禹锡一度独领风骚，原本在他背后脚步踉跄的那些科学家，现在终于了解为什么：他的资料造假。黄禹锡在2005年年底承认他的研究造假，并且还有台面下的交易，而该领域最受看好的医疗发展纪录“为病人量身订做的干细胞株”，也一并消失。留下的一连串好奇是：这个危机，也就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伦理专家莫瑞诺（Jonathan Moreno）所说的“微生物学最严重的行为失当”，会对胚胎干细胞的争议造成什么影响？

从2004年开始，黄禹锡和他的研究同仁陆续在体细胞核转植技术（又称医疗复制）领域中，发表了数个惊人的成果：他们成功将成人细胞的细胞核植入胚胎中，培养出病人专属的干细胞。随着去年的真相大白（这些研究成果中只有复制狗是真的），现在干细胞社群正审慎评估此事件的影响。

往坏处想，新加坡胚胎干细胞国际公司的科尔曼（Alan Colman）说，如果一般大众无法了解，韩国人带头的研究只占了胚胎干细胞领域的一个小山头，其实胚胎干细胞主要的研究，已经从早年培养出的干细胞株获益良多，“那么此事件将会伤害到整个干细胞研究”。美国政府唯一赞助的主要干细胞研究，在科学上和伦理上争议都不大，因为这项研究不需再用到新的人类卵细胞。大力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美国生物伦理与人类尊严中心执行长福格森（Andrew Fergusson）证实此事件造成的伤害，并预言如果考虑到金钱的投资、走在钢索上的道德问题、缺乏科学实证等因素，这次的败笔“将使得美国大众不倾向支持干细胞研究”。这样一个逆转，对美国的研究人员而言是一场灾难，因为他们靠的不是联邦政府的资助，而是大众对科学研究的热诚：这些热诚会转化为私人捐款以及州政府的立法补助。

往好处想，这次的丑闻顶多是把医疗复制的“时钟往回拨”，使得“这个领域门户大开”，加州拉荷雅市柏恩翰研究所的史奈德（Evan Snyder）如此说道；而他也将会继续做与韩国类似的研究。科学家认为量身订做的干细胞，是很重要的研究方向，哈佛干细胞研究所的协同主任梅尔顿（Douglas Melton）解释道：“研究培养皿中的病理学，你在各方面所获得的进展，将是采用其它方法难以预料的。”他说黄禹锡未能克服的瓶颈，主要是技术性的问题，而不是生物学上的，因此投注到此项研究的经费，仍然花得值得。

至于资金赞助者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还有待观察。但是莫瑞诺指出“现在发生此事件对美国所造成的影响，比在一年前来得轻”，因为加州、康涅狄克州、伊利诺州、纽泽西州这四州，已经在事前承诺赞助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即使如此，纽泽西州最近仍然搁置了2005年干细胞的议案。）至于其它赞助单位，宾州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卡普兰（Arthur Caplan）认为，“病人的支持并没有受到影响”，这对目前身陷苦战的干细胞研究，无疑是一个正面批注。

除了未来的研究之外，一个更大的议题可能在于，目前科学社群对于行为失当的防护机制明显不足。可能会有人抗辩说，当其它独立的研究团队无法重复做出黄禹锡的实验，这项科学缺失终究会被发现。就道德责任而言，他们提出美国国家科学院在黄禹锡造假事件数个月之前出版的指导方针。而且事实上，此事件是由其它科学家所揭发，也证明了科学社群自我修正的本质。

然而，即使是最坚定的拥护者也得承认，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必经的同侪审查机制，并不是设计用来揭露彻头彻尾的造假。他们坦承，如果告发者当初没有站出来，黄禹锡捏造资料、用不当手段取得捐赠卵子的做法，可能避得过众人耳目。而造假事件的揭发，也使大众的焦点转移，回到美国与国际的立法规范上。

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的泰特尔鲍姆（Steven Teitelbaum）说：“这块领域成了拓荒时代的美国西部，每一州都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一直游说布什政府改变政策，“我们没有东西能确保这项研究是在符合伦理的情况下完成的，所以应该要立法规范。”包括卡普兰在内的其它人，则认为有必要制订国际公约来阻止卵细胞的贩卖。缺乏监督的危险之一，就是各国可能会把国际干细胞交换及合作研究摆在一旁。“如果没有一定的标准，许多国家可能会成为孤立主义者。”科尔曼说。

无论如何，至少有一块领域的活动会冷却下来。看到据传参与黄禹锡研究计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夏腾（Gerald Schatten）在这次事件中沾了一身腥，莫瑞诺说：“现在科学家与其它人合作前，都会三思而后行。”未来受邀的共同作者，可能会在同意署名之前，更谨慎评估对方所提出的研究计画；而且科学期刊也会被迫更严格监督所有参与的作者，特别是与南韩的学术往来，史奈德表示，“我们的一些捐款人传达出了这样的讯息：基本上，‘别跟韩国人合作’。他们在这个领域的能力没有问题，但是现在韩国人碰不得。”

改变可能是全面的，韩国的文化“充斥着扭曲的爱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首尔国立大学的一位教授在《韩国前锋日报》的评论中写道。有些人甚至预测科学政策会受到撼动，卡普兰推测说：“我们将看到南韩建立起非常严格的规定，并过份执着在高标准上。”

面对造假事件引起的所有怀疑，许多业界人士希望大众把焦点只放在真正犯错的人，也就是黄禹锡身上。科学家认为黄禹锡的名誉可能就此一败涂地，因为“他一直有机会坦承过失，却不断把错推到别人身上。”科尔曼这么说。最后，就如莫瑞诺所言：“重点不是广泛的质疑，或是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这只跟所有人都同意的一件事有关：人不应该说谎。”
（以上后部分来自科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