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黄禹锡事件” 看科研不能承受之重

　　

韩国人在继续对科研欺诈行为进行清算。继韩国检察厅决定对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进行不拘留起诉后，据韩国媒体15日报道，韩国科技部也已决定解除与其签订的有关研究设施的合同，并收回政府提供的研究经费。

    从“韩国克隆之父”到造假的谎言家，黄禹锡事件震惊科研界，而透过黄禹锡事件的个案，某种程度上，我们还能窥见正在激增的全球科研活动所普遍面临的挑战。

    虽然大部分科学家能坚持科学的原则，但行为不端和弄虚作假的暗流也很强大，即便在科研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科学欺诈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当时一些行为不端的大案，包括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名牌学府都牵涉其中。去年6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曾对3427名科学工作者进行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一受访者采取过在道德伦理方面有问题的做法，包括掩盖矛盾的事实和伪造数据。而就在黄禹锡事件曝出后不久，日本一流的东京大学也揭出类似丑闻，该校生化工程学教授多比良和诚在发表在英国著名的《自然》杂志上的论文中称，他首次在大肠杆菌中成功制造出人体酶，这项研究可能给各种疾病的治疗带来新的可能性，但论文中的结果却在实验中无法重现……

    造假，无疑对科研活动的肌体造成了极大的腐蚀与破坏，也将损及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导致科研丑闻的，除了个别学者缺乏自律，也有诸多因素在利诱推动。急功近利的氛围是个问题。它让学术研究偏离了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学术成果也被当成个人追名逐利的手段，特别是在一些备受政府扶持和重视的领域。科研监督体制的不完备更是个问题。比如韩国，由于尚没有建立科研成果监测机构，韩国政府对黄禹锡的研究过程及其成果不甚了了，只能任由其向外发布。当然，有些时候，媒体缺乏判断力的炒作也帮了倒忙。就拿黄禹锡而言，一半靠着研究成果，一半靠着媒体帮忙，其一度成了韩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和至高无上的偶像，也让其似乎成了可以不被科学质疑精神所约束的特例。

    因此，黄禹锡事件提醒人们，科研突破需要智慧和支持，也需要科学的怀疑精神，而整治“学术腐败”之风，不但要有伦理上的谴责，更应有机制上的预防和约束，比如科研监督机制和法律。例如，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就增加了特别的措施，包括颁布新法律和设立新的政府调查机构……

    黄禹锡的陨落，对韩国人一向敏感的民族自豪感而言，自然是沉重的打击，科研本身，亦无法承受造假之重。幸好，痛定思痛，韩国人正以全盘检讨的方式来深化反思，还科研一块清白之地。（杨立群）

黄禹锡指望桃木剑“辟邪” 这样科学家还有多少?

    据负责黄禹锡案件的检察官透露，黄禹锡每次面对调查时，都会在脖子上挂一柄小小的桃木剑。问其缘由，黄的回答倒也直率：“高僧所赐，可以压住检察官的‘(邪)气’。”一个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到头来却连最起码的科学精神都没有，在东窗事发后奉桃木剑为护身法宝，难怪韩国媒体纷纷称此事“荒唐”。黄禹锡事件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

    如果说黄禹锡在科学研究上的造假在某种程度上是外界吹捧和急功近利思想的牺牲品，仅限于道德问题。那么调查中所挖出的黄禹锡滥用和侵吞研究经费，甚至用研究经费贿赂政客等劣迹，则直接触犯了法律，已不能仅以道德问题来形容。

    据调查，从2001年起，黄禹锡利用政府和投资企业对他的信任，先后侵占和挪用经费达28亿韩元(近300万美元)。这些本应用于科研的经费，除了笼络同僚之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被黄禹锡用来拉拢政客，贿赂投资企业职员，联络媒体，甚至连妻子买车也要从科研经费中报销。令人深思的是，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无论是黄禹锡所在的汉城大学，还是政府的一些机构，从未对黄禹锡打着科研旗号使用的巨额经费有过丝毫的怀疑和检查。个人的贪婪，加上制度的缺失，让黄禹锡人性中丑陋的一面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