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辉：一次起死回生的资助

　　

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1991年验收以来，共进行了二次评估，第一次评估在1996年4月，获更新改造费400万元；第二次评估在2001年3月，评估专家一致认为：“该实验室在建立‘中国遗传病资源保藏中心’和‘中国遗传病基因诊断与治疗中心’所搜集家系的基础上，在遗传病致病基因的定位和克隆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如在国际上最早完成了两种皮肤病和一种耳聋遗传病的基因定位，克隆了与遗传病相关的基因17个，且已在GenBank登录。特别是于1998年克隆了遗传性神经性高频性耳聋疾病相关基因‘GJB3’，实现了在我国本土上克隆遗传病致病基因零的突破，获得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在基因治疗新载体的研究方面，首次从双随体小染色体获得的特异性片段，成功地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人源性基因载体，取得了载体研究原创性的成果。此外在开展疾病基因功能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以上研究成果，在Nature Genetics、Human Genet和American J. Med. Genet. 等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10篇，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2篇，出版专著2本，已鉴定成果1项，转让成果2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各1项，省部委委4项。这些成就表明该实验室在医学遗传学领域研究中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一次起死回生的资助是分不开的。1984年12月12日接卫生部通知，要求我筹建“中国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为此，在1984年到1985年我对加拿大、美国15个相关实验室进行了考察，考察结论是：在细胞遗传学方面，我室已处国际前沿，但在分子遗传学研究方面至少相差国外10年，从而使我认识到，在分子遗传学方面如果我室沿用外国人现有的研究方法，是赶不上的，是不能完成国家的建室任务的。要赶，首先必须在方法学上有创新。1986年我提出了将1985年由美国Kary B. Mullis发现的PCR技术（1993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与80年代初建立的染色体显微切割技术相结合，建立定点克隆基因的技术，并与博士生邓汉湘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思考，于1988年3月向国家提出了基金申请，申请研究经费30万元，但评审者以“申请经费太大，无力资助”为由，予以否决。当时的同行专家们认为，夏家辉拿了120万美元，钱够多了……。可他们哪里知道，我拿的是仪器设备费，科研经费是要靠自己的课题争取的。以至形成了在1986年至1990年五年内，我室的科研课题经费仅仅申请到5万元的状况，为此，我夜不能眠，为了强迫入睡，我最多一次性服19片安定。国内申请失败，我和学生邓汉湘只好利用国外的条件于1989年首先在日本建成了该技术，并将其应用于睾丸决定基因的克隆研究。

　　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主动向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学科主任王钦南同志作了汇报。在他的帮助下，1991年7月我邀请了基金委生命科学部副主任赵宗良与他一起参加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会上他们与学术委员会一起对实验室进行了现场考查，听取了实验室建室的工作报告，共同制定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后五年的研究课题，当了解到在科研课题申请、评审过程中的上述问题后，赵宗良主任说：“这是我们在基金管理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必须从管理上做好工作，予以纠正。实验室的基因克隆课题可作为重点项目提出申请，按程序上报、立项。”。 因此在1993年，我室以“人类基因组区段作图和部分测序（重点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45万元，使得实验室分子遗传学研究工作得以启动，从而使实验室走出了困境。

　　综上述，基金委的领导在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立项方面采取深入实验室，参与学术委员会活动，进行现场检查与深入对话，选准课题进行重点资助，对加速实验室的基础研究走向世界、早出成果是行之有效的。

　　夏家辉 1937 年 2 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中南大学中国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