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扬本国技术保护主义后的反思

　　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Hwang  Woo-suk），被誉为首位韩国“最高科学家”（Supreme  Scientist），于去年培育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美国《科学》上发表论文。这在韩国基因技术史上开创了先河。然而，在2005年9月，研究小组成员、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杰拉尔德·夏腾要求《科学》杂志从其刊登的黄禹锡研究小组胚胎干细胞研究论文中除去他的名字，并指出该论文中有些部分是“编造的”。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相继的否认以及相关的报道沸沸扬扬地引起世界关注。更重要的是，黄已承认弄虚作假，并已同意撤回6月份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    



一场超乎科学的论断  

听到这个消息，韩国国内大为震惊，甚至可以说是对全民的“毁灭性打击”，韩国人的情绪一下低落到谷底。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被本民族寄予如此大的期望，因此，当这个科学家倒下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惊呆了。  

其实，纵观数百年来的科学发展史，一个科学成果的讨论一般只局限于科学界或宗教界，对某一科学研究结果存在不同的见解也是十分正常的。而黄禹锡干细胞研究风波从一个本来应该是严谨的科学上的争论，在韩国却变成了不分年龄层次、不分职业、不分宗教的社会大讨论。  

科学应“自主创新”  

一个国家要在经济、政治领域取得长足进步，科技发展是首要任务。然而，亚洲地区的科技发展都依赖于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也就是说，亚洲许多国家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受着政府的限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自身产生的压力），导致其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自由、独立创新。而如今，不少亚洲国家的共同担忧是,过于依赖市场机制，如，韩国与中国，这样的结果是，各国纷纷去吸纳别国技术以及生产能力，而忽略提高本土公司在技术革新的创新能力。事实上，这样的做法过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往往毫无成效。特别是，中国仍给全球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存在许多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工厂。因此，不少国家把目光密切转移到低成本制造业与高技术含量的企业。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自然地，不少资本家将把目光继续停留在寻找保护国内市场和提升本土企业的革新能力的政策上。  

长期依赖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具有不确定性。在一些亚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崛起，例如印度，与其说是靠灵活的劳动市场、企业透明的监管、活跃的资金市场；还不如说是政府的新决策资源通过短期研究成效的结果。然而，通过技术改革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是稍纵即逝的。时下，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对高技术的发展主要通过其政府有形与无形的大力赞助（政府干预）。  

诚然，所有亚洲国家视科学与技术为实现政治与经济目标的第一生产力（生命力）。尤其是韩国、中国、日本以及印度等这些南亚国家。

科学应“实事求是”    

2006年1月，中国温家宝总理向国民提出口号“自主创新”，成为下一个5年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的战略纲领。的确，中国未来的发展，政府强调要科教兴国，强调科技的自主创新。这里面就会涉及未来在科技方面大量的投入。如何做好遴选工作，如何做好监控，非常重要。  

由此看来，黄禹锡事件不过是民族国家发展科技的普遍热情在韩国民族性和追赶心态下催生的一个极端案例。所以，即使是为了爱国热情与民族情感这样崇高的理由，保护本国技术也要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