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垣院士产业报国的风雨历程

　　

  1993年，作为中科院生物学部第一个下海的院士，刘新垣创建了上海华新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六年后，公司经营遇到了重大困难，为了挽救濒临倒闭的华新，刘新垣忍痛割爱，将华新的资产重组，并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多年的风风雨雨从未把产业报国的坚定信念从他心中抹去，最近刘新垣的朋友及学生买下了华新公司57％的股权，老当益壮的刘新垣开始了华新的二次创业腾飞。近日，记者采访了中科院院士刘新垣，听他讲述了被他视为“亲生儿子”的华新“失而复得”的经过，感受了他产业报国、无私奉献的拳拳之心。

    毅然“下海”

    刘新垣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与细胞所的研究员，主要研究和生产白细胞介素-2（IL-2）。当时美国科学家Rosenberg在全球排名第一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报告LAK（IL-2激活的淋巴杀伤细胞）有非常好的抗癌作用，而LAK的激活必需IL-2，故它成为人民迫切需要的产品。刘教授领导的IL-2“七五”攻关项目1991年获得国家重大成果奖，他因此被评为国家突出贡献科学家。

    1993年，刘新垣创建了上海华新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这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被问到当时已身为中科院院士，为何毅然“下海”成为生物学部“吃螃蟹的第一人”，刘新垣说：“一方面党和政府开始号召把科研成果产业化，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我很想把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医药新产品，这些药物过去主要依赖进口，如果我们自己能生产，不但可救病人之急，更可能形成新的产业。”

    当时的华新不到30名员工，但年净利润达100万美元之多，而医院及生产LAK部门获利更多，在全国范围内有10多亿元人民币，轰动全国，华新公司也因此被评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优秀企业。后来LAK被淘汰，但IL-2的抗癌作用仍不可低估，小剂量可提高癌症患者的免疫功能，可作为癌症患者的补充治疗药物，大剂量则有直接治疗作用。刘新垣则是国内第一个获得IL-2生产批文、在国际上也是最早生产原型IL-2（国外是改造型的）的科学家之一。刘教授的下海及华新当时的高额利润回报，也带动了很多科学家纷纷努力将他们自己的技术和产品进行产业化，对中国的生物技术的发展多多少少起了“领头雁”的作用，至少用他的技术就直接培养了6个公司的成立。

    刘新垣是我国研究干扰素诱导物及干扰素作用介质和干扰素基因工程最早的专家之一，并有很多重要发现，γ-干扰素的高表达，曾被评为中科院1990年十大新闻之一，表达量之高至今仍为世界前列，它与IL-2共同的贡献使刘新垣被国家两委一部授予“对七五攻关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称号。他对干扰素研究的贡献以及他两度担任此学会的理事，以及华新公司还生产α-干扰素（IFNα-2b），这些使他成为2005年全球国际干扰素和细胞因子年会的大会主席。干扰素除能有效治疗肝炎之外，使用高剂量，它也是很好的抗癌药物。

    创业艰辛

    作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新垣在下海的过程中曾“呛了很多水”。由于当时缺乏强有力的专利保护体系，IL-2或IFNα-2b每个产品都有20多家生产，华新公司曾一度面临市场困境。但在刘新垣和员工的艰苦创业下，公司6年研制出8项新药制品和2个药品的生产批文，即IL-2和IFNα-2b。

    刘新垣说：“经过多年的市场磨炼，我认识到，科学家办企业有其优势，但也有一定局限性。刚开始因为没有经验，不懂经营。有一个股东，只投资了30万元，通过钻空子，卷走了1000多万元。那时我就凭着满腔热情，凭着对党和对邓小平的指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充满信心就下海。虽然很有闯劲，但是没有学好前期功课，故在法律方面吃了不少亏，真是有苦难言。”

    1993年，为了赶在“免税期截止”之前，华新进口了大量昂贵的生产设备，本来预计投资六千万元建新厂房和购买设备，以扩大生产规模。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厂房扩建不成，购买的设备无法用上，但为此贷款的10％高利息负担很重，使公司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刘新垣总结了公司遇到困难的几大原因：“第一，当时卫生部控制不严，同一个产品批了20多家生产，竞争非常激烈，药品的单位利润开始下降；第二，购买了很多设备，负了银行很多债，使流动资金短缺；第三，资产重组可引入很多资金，走出困难。”

    在需要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重要时刻，刘新垣万万没想到，华新内部竟然出了问题，回忆往事，他无奈地说：“华新当时在社会上声誉还是很高的，很多人都愿意投资和加盟华新，但是内部有人影响了上亿元资金的重组谈判，更严重的是个别人从中阻拦。某董事要求在退出时要实现一手交钱一手退股权。华新当时有注册资金8000万元，新加盟者一般要求购买51％的股权，即首先要付出4080万元人民币，当时华新欠银行债务3000多万元，新厂房建设也需3000多万元，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先拿出4080多万元，能保证盈利吗？因此谁也不敢加盟，这样就把华新‘打死’了。”

    刘新垣甚至把个人的200万元垫上交银行，但仍无济于事。“那时我连哭都哭不出来，多次急得生病，最后急坏了，眼看自己多年的心血可能毁于一旦，我与洪国藩院士一起写封信给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呼吁挽救上海创建的第一个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华新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结果徐市长作了大意为‘要关心和支持华新公司’的批示，此后得到政府的支持，经过谈判，4080多万元股可分期数年逐步到位。最终华新重组成功了。”刘新垣说。

    公司重组后，刘新垣辞去华新的领导工作，重新回到研究室。华新成立时为100万美元，头三年盈利分掉40万美元，剩下只有60万美元，到重组时价值731万美元，增值了10多倍，股东们除一家外大家都赚了，应该说是成功的，但刘新垣本人无论从精神上和时间上都是很大的损失，但没想到后来还有好报。

    近年来，他的个人事业有很大的发展，浙江理工大学资助他2000万元人民币，于2004年成立了一个新元医学与生物技术研究所，明年可达100多人，其中由著名科学家担任副所长（包括从欧洲七个基因治疗中心之一的主任教授），有很多国外名校归来的科学家任兼职教授，以及不少国外归来的新生力量。这个所现在就已有一点点小名气了，将来还会大有作为，会成为他事业中的重大亮点之一。

    二次创业

    刘新垣于1993年创建了华新公司，只用30位员工每年就能净赚100万美元利润，既对中国生物技术的发展起了一点点的促进作用，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很多的荣誉，大家都要邀请他投资并作为名誉董事长，上海新生源公司就是一例。特别重要的是他所创建的上海华新高技术有限公司又回到自己的控制下，将开始第二次创业。

    一谈起华新的“失而复得”，刘新垣就欣喜万分，“1999年我辞去华新的领导职务以后，还担任公司的名誉董事长，但当时的投资者实际上并不重视我，后来虽然改正了这点，但还是不听我的忠告，并辞退中层干部，结果亏损巨大。”最近华新被刘新垣的朋友及学生买下了华新公司57％的股权，不仅他的意见会重新得到重视，而且可使华新重新创业腾飞。华新就相当于他的“亲生儿子”，现在可以看到自己“亲生儿子”再次成长，经历10多年苦难折磨的华新，现在又回到自己的指导下，这是他最大的喜事。

    从1999年卸下华新的重负，回到实验室后，刘新垣如鱼得水，科研事业再攀高峰。2000年生化所按发表文章的影响因子（IF值）计算，他的成绩居全所第一，同年，他还创造了“癌症的靶向基因―病毒治疗”这个概念和新策略，集中了基因治疗和病毒治疗两者各自的优势。开始他构建了肿瘤特异性靶向载体ZD55（它是只进入肿瘤细胞而不或很少进入正常细胞的载体），并在此载体上加白细胞介素-24基因（gene）构成ZD55-IL-24，其抗癌效果比美国已进入临床Ⅱ期的基因治疗产品Ad-IL-24和国际上第一个基因治疗产品Ad-p53要好得多，已开始产业化。他的研究始终紧扣“产业报国”四个字。至今他已发表了论文320多篇，编有论文集9卷，不久将编第10卷，共获各种奖励39项。

    回报社会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经历了风风雨雨，老院士仍怀抱“产业报国”的梦想，他打算投资100万元成立希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开发上述抗癌药物ZD55-IL-24，如有可能还将开发第二、第三个产品，他要为征服癌症做出自己的贡献。

    诚实守信，善待他人，帮助弱者，这是刘新垣院士作为科学家回报社会的另一面。刘新垣几十年来把自己赚的钱捐献出来成立新垣科教福利基金会，去支援贫困的学生和同胞，奖励优秀的科研人员。他帮助过贫苦学生上完大学，帮助过保姆和小学生上完大学。在SARS、印尼大海啸灾害中，他捐了数万元。近两年，还花了9万多元帮助一个被卖到缅甸后逃回中国的孤苦儿童。他表示将用他所有的钱去做善事，而他自己平时的生活就很艰苦节约，他的院士自传里就有四句话：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诚恳守信、刚正不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