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功臣汤钊猷院士：攻克剩下的半件事

　　

　　【人物档案】

　　姓名：汤钊猷

　　性别：男

　　民族：汉族

　　出生年月：1930年12月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文化程度：大学本科

　　职务：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

　　主要荣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家人事部卫生部白求恩奖章、上海市劳动模范

　　采访汤钊猷教授，一个细节印象深刻：预约采访后，他总是挤出时间，将记者所需材料列出详尽的提纲，一次、两次……都是如此。76岁的汤钊猷在肝癌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为人处世却一如既往，严谨至微。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卫生部科技成果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汤钊猷获得的奖项数不胜数，可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成果只是两句话：“我这辈子，只做了两件半事，一件是小肝癌研究，一件是将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至于那‘半件事’，就是目前进行的肝癌转移复发研究。”而且，在所有的荣誉和成绩面前，他总是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元钱甲胎蛋白 诊断早期肝癌

　　1978年，上海中山医院。“你们做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去参加国际性会议？为什么没报道？”改革开放后，首批来访的美国癌症著名专家吃惊地发问。因为他看到，不少几乎没有生还可能的患者，却在上海的病房里奇迹般活了下来。这么成功的临床成就，只要有机会在国际性会议上“露脸”，必会轰动。

　　汤钊猷创造奇迹时，压根儿没想这么远。他的初衷只有一个：为了病人；创新的原点也只有一个：来自病人。

　　1968年，汤钊猷38岁，已在血管外科小有成绩。为响应祖国“攻克癌症”的号召，他“改行”转向研究肝癌。那段日子，惨象至今历历在目：肝癌患者进了医院，开刀了，一个个死了。某个夜晚，汤钊猷用一块木板在五分钟内就移走了两具尸体。他的心里就像压着块石头。

　　无数次的实践，终于慢慢浮出希望。临床诊断中，汤钊猷发觉，患者大多来自江苏启东。一个想法迅即闪现：到启东去蹲点！1972年，经过现场调研，他意外发现：无肝癌临床症状、但血液中甲胎蛋白阳性者，一年内死亡率竟高达80％。当时一次化验成本不到1元钱的甲胎蛋白，很可能在诊断早期肝癌中具有重大价值！

　　汤钊猷狂热于自己的初期发现，就此一发不可收拾。他顶着风险，说服一名吃得下饭、干得动活，但甲胎蛋白呈阳性的“壮汉”开刀。结果不出所料，此人已患早期肝癌，癌肿如枣子般大小。而当时，国外同行仍靠同位素扫描来诊断肝癌。相比较而言，汤钊猷的全新发现更胜一筹：短期即见效，令肝癌患者切除后的五年生存率翻了一倍。

　　中国人终于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抗癌之路。简便、廉价的“甲胎蛋白动态曲线诊断法”，较美国同行足足早了十年。至2000年，汤钊猷领衔的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已切除直径小于5厘米的小肝癌1326例，患者十年生存率达43.8％。他把这一切归功于“给我灵感的病人们”。

　　沈先生授我严谨 崔先生教我创新

　　1978年，阿根廷，第12届国际癌症大会。汤钊猷怀揣整理数日、背得滚瓜烂熟的演讲材料，飞了整整34个小时，抵达会场。万没想到，留给他的演讲时间只有3分钟。最后一轮上台，汤钊猷言简意赅介绍小肝癌诊断的研究，语惊四座。三年后，他成为全球最高级肝癌会议主席团内唯一的中国人。

　　从医半个多世纪，从未留过洋的汤钊猷蜚声中外，却始终铭记两位恩师：中国外科奠基人沈克非教授、血管外科泰斗崔之义教授。他总说，“沈先生授我严谨，崔先生教我创新。严谨与创新是一对双胞胎，缺一不可。”

　　原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班上，汤钊猷成绩优异，却因为沈教授的一次论文修改而“深受打击”。汤钊猷在交出论文前，已从头到尾仔细改了几遍，可拿到交还的论文时，发现每一句都被先生改得“遍体鳞伤”：“医学里不该出现可能”、“要避免大概”……他脸红了，为自己不够严谨。

　　迄今，青年时代汤钊猷写的病历依旧被中山医院视为模范病历；在血管外科期间形成的档案资料，被视为医院模范科技档案；亲手书写的国家“七五”攻关标书，被视为模范标书。“成功，建立在认真、及时、优质地完成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任务的基础上。”他亲手带的51名硕士生、博士生，个个成就非凡，其中博士生平均每人有两篇第一作者的SCI论文。

　　而崔教授的奇思妙想，则为当时从事血管外科的汤钊猷打开了另一片天空。上世纪50年代，崔先生将汤钊猷拉到上海老介福布店里———

　　“小汤，你看这丝绸滑不滑？来，给我剪一尺。”

　　“您买丝绸做衣服吗？一尺可不够用呀。”

　　“不，这丝绸触感滑嫩、质地牢，说不定能用来当人造血管哩。”

　　汤钊猷被老师的大胆设想吓了一跳。之后，一尺长的丝绸没用来做衣服，而是做人造血管，移植在实验狗体内，获得了成功。中国独有的“丝绸人造血管”，就在奇思妙想中化作奇葩，争艳世界。

　　从血管外科到肝癌研究，严谨与创新，成为汤钊猷前行的强大驱动力。他自主创新提出了“亚临床肝癌”理论，被国际肝病学奠基人珀波教授评价为“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提供了早诊早治二级预防的途径”；他提出“缩小后切除”的思路，使无法切除肝癌的患者五年生存率从0上升到近20％；他率全球之先，建成了具有相仿遗传背景、转移潜能逐级递增的人肝癌细胞模型体系，为肝癌转移复发研究提供重要平台。

　　研究跟着国情跑 “多快好省”治好病

　　1986年，中国上海，首届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多次参加国际性肝病会议的汤钊猷，终于等到了“做东家”的机遇。身为大会主席，他事无巨细一一操心。“做东”的目的很明确：扩大中国影响，让更多国内的年轻学者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而今，接连办了五届的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已成为亚太区域最负盛名的肝病学术会议。

　　汤钊猷有一套行医哲学：“医生属于奉献。别人连命也给你了，怎么能不尽全力？”年逾古稀的他，记忆中总抹不去一件憾事：儿子幼时挂着一把钥匙，在诊室外、手术室外，耐心候着总也等不到的爸爸回家吃饭。但想到近40年坚持自己亲自诊断治疗病人，汤钊猷一次次“忘了旧伤疤”。“没陪儿子度过甜美童年，是我心中的‘小遗憾’吧！”

　　汤钊猷有一套办医哲学：“对于医学的探究，抓住疾病本质，去伪存真，化繁为简，变难为易。”这样的辩证思维法，已一代代传承下去。2000年，他指导学生的博士论文发表在影响因子最高的国际肝病学专业杂志《肝脏病学》；2003年，又一位学生在《自然·医学》上发表了肝癌转移标记的创新性发现。他指导的博士生发表的论文中，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已有四篇，在国内是极少的。越是在国际享有盛名，汤钊猷为学生设定标准就越“中国”：不跟外国人跑，根据自己的情况，做自己的研究。

　　汤钊猷更有一套创新哲学：“创新要有符合国情的明确目标。中国底子薄、肝炎患者多，用多、快、好、省的办法为最普通的老百姓治好病情，是最关键的。”年逾古稀的汤钊猷并不服老，“医生不仅要学会技术开好刀，更要琢磨怎么决定开刀、用什么样的方法对病人更有效”。他透露，下阶段自己将把全部重心放在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上，努力完成剩下的“半件事”。（顾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