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不仅是“科学普及”

　　

 科学时报2006年3月21日讯   科普，望文生义，最简单的理解当然就是科学普及，但由于对科普的界定不同，因此各种说法也就“多了去了”！
    在清华大学人文科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的理解中，所谓科普，是指一切可以有意识地将科学知识、对科学的理解以及对有关科学的控制等与非专业人士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相联系的活动。

    刘兵补充说，从科学限定而言，在这方面，我们传统中的理解还是狭窄了一些。按照国际上有关科学教育和公众理解科学（或称科学传播）的新理念，我们对科普应包括的内容范围还应该更宽泛一些。

    有一则笑话是：某人吃完药便开始摇动身体，别人不解，他解释说：“说明书上不是说要摇匀嘛！”这表现了受众对药品说明书理解的偏差。这种药品服用说明书从宽泛的理解上是不是也是一种科普呢？刘兵认为这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科普，因为目标指向不同，那只是一种操作性的指示，而且是以销售和使用药品这种商品为指向的。不过，如果某些人从阅读服药说明书中也稍带学到了医药科学知识，那也只是一种派生的后果，而非说明书的原始目标。

    曾长期在中国科普研究所从事科普研究，而今身为中国科技大学北京研究生院教授的李大光认为，科普是以科学家为源头的科学技术信息的传播。他说，如果把这种传播比喻为一条河的话，上游就是科学家团体，因为科学知识就是从科学家实验室产生的，中间是媒体，包括各种各样的科普设施、场馆、印刷品等，下游则是普通百姓。

    西方国家经历了大众科学、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技术传播这几个重要概念的演化过程。

    李大光介绍，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出现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以法拉第、廷德尔和赫胥黎等为代表，通过大众演讲和写科普书等方式宣扬只有科学的经验研究能够揭示自然界的奥秘。但到20世纪以后，大家发现科学中有很多东西也值得怀疑，比如行为剽窃、技术决策不民主化，包括化学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事件等，但是最严重的是美国三浬岛事件、英国的疯牛病以及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等，使得公众对科学和技术应用的机制产生疑惑。作为纳税人的公众开始成立各种绿色环境保护组织和NGO组织。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呼吁各界都要为公众理解科学动员起来，让公众在理解科学的基础上参与科学的决策。这个报告被认为是由过去的科学普及的模式转到公众理解科学的模式的重要标志。到20世纪80年代，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听证会制度形成，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成为科学决策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个制度在西方还不十分成熟也不十分普遍，但是这种模式一般被认为是科学传播的特征模式。

    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促进公众科学技术素养的提高和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与科普概念不同的是，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注重公众本身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调公众应是科技实践的主体，公众具有参与政府对科技发展及其政策的决策权。因此公众理解科学能较好地反映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科学技术普及的效果和作用、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比较完整地体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作用和影响。

    从中国目前的实践情况看，我们还处于科学技术普及的阶段，这个科学普及与西方的大众科学和公众理解科学模式都不太一样。解放前，一批在欧美国家留学回来的科学家，比如任鸿隽、竺可桢、袁翰青等，率先提倡科学大众化的思想并创办刊物和报纸，将西方科学思想和研究结果向公众进行传播。他们的做法与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家自发做科学传播的形式很接近。但是，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大众思想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所以，没有经过西方国家的由科学家共同体首先提倡和率先实践，公众热烈参与的过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基本上是政府从事科学普及工作，由政府组织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从事科学普及活动。因此，我国的科学普及与西方国家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在我国，公众理解科学的模式还没有完全出现。2005年圆明园防渗漏工程争论中公众第一次参与的听证会是一次小尝试。今年初，国家有关部门发布了环评公众参与听政会政策，可能会带动公众参与模式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