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培育良好科研风气

　　

 英国既不是人口大国，也不是国土大国，但在科研领域却成就显著。有数据显示，英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但却承担了世界上5％的科研工作，科学论文产出占世界总量的9％，论文引用率占世界的12％。
英国与美国相比，在科研体制、专利保护等很多方面都较相似，但在科研设备的更新与科研经费方面，英国就远不如美国财大气粗了。因此，与其他国家一样，很多科学家流向美国也同样是英国的一个大问题。但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英国仍在世界上保持着科技领先地位，关键是它良好的创新软环境，仍然可以吸引一大批世界级的优秀科学家在英国的科研和学术机构从事各尖端领域的研究。

    精英评价制度保证人才质量

　　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分子生物实验室是个典型的例子。卡文迪什实验室创立于19世纪，是著名的物理实验室，获得过不少诺贝尔物理学奖。20世纪40年代末衍生出分子生物实验室（LMB），LMB在50多年里又产生了1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沃森和柯瑞克的DNA结构模型，开创了分子生物学、推动了整个生命科学的发展，获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用精英评价制度选拔精英保证了LMB的人才质量。由科学精英们对科学才能的洞察力和对科学研究的深刻理解来挑选人才，他们在支持杰出人才的研究时，不是急功近利、或简单地看在什么杂志发表论文的数目，而是支持扎扎实实地做有深远和重大意义的研究。佩鲁兹对血红蛋白结构研究从1939年开始，进展缓慢，1959年才得到较高分辨率的结构。LMB重视科学家的工作，而不在乎科学家的性格和研究风格。沃森、柯瑞克等善于言辞的科学家可以和能够挑战自己的人交流、争论，而佩鲁兹、桑格等处事低调者在实验室也其乐无穷。

    良好科研风气有助交流思想

　　良好的科研风气在LMB代代相传，科学家只重科学价值而不论资排辈，课题组之间可以自由地交流，互相激励和支持。物理学家布拉格用自己的诺贝尔奖声望在佩鲁兹研究缓慢的阶段支持了他和肯得鲁，佩鲁兹和肯得鲁允许和支持他们的学生柯瑞克和沃森用大部分时间做与导师无关的研究。在柯瑞克和沃森1953年研究出DNA结构后，作为导师的佩鲁兹和肯得鲁没有丝毫妒忌。而老师们的研究也于1959年得到比较好的蛋白结构。1962年四位往日师生在斯德哥尔摩同台领奖传为佳话。

　　LMB是剑桥的一个缩影。剑桥工程系的教授吉姆•伍德豪斯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在剑桥度过的，又在剑桥工作了30年，在数学领域有很深的造诣。他告诉记者，事实上他的很多同学的确去了美国，也有些去了大公司，但也有不少又从美国回到了英国。他说，在剑桥得到教授的头衔比美国和大部分英国大学都难，教授的收入也比哈佛等美国大学低，但剑桥最吸引他的，是这里的学术环境，你周围有各个领域的大科学家，随时可以与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交流思想。剑桥与全世界最好的研究所保持着密切的人员和学术交流，剑桥自身也吸收全世界的科学家。

    LMB也反映着英国许多研究机构的传统与风气。在牛津大学医学院的分子生物研究所，研究人员告诉记者，楼下的一间大厅是所长坚持要建的，各实验室的人都可以在一起喝茶、自由交流。鼓励学科交流，甚至跨学科交流，鼓励科学家的思想碰撞，是创新的很好途径。这也是英国科研机构的普遍特色。

    科学管理制度提供有力保障

　　当然，这种良好的科研软环境需要一整套科学管理制度予以保证。从人员招聘、科研课题的评估、科研经费的使用、科研人员的考评、工资收入到科研成果的评估等都有严格的制度甚至法规，在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原则下严格执行。任何参加评估的教授学者一旦徇私舞弊，都会付出声名扫地的沉重代价。这样的管理造成的环境，使有才能的科学家得以全身心的投入科学生涯。

　　此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也是鼓励科研人员积极性的重要方面。英国研究机构大多对研究成果的专利申请提供有效帮助。例如牛津大学就有一套很完备的专利评估和申请服务机制。大学内研究人员的成果报上去，大学认为有价值的就帮助申请，申请费和专利保护费由大学垫付，专利被使用后，扣除所有垫付费用，学校与研究人员按比例分成。

　　近年来，英国政府也在加大科研投入，从1997年到2003年，政府对贸工部掌控的科学预算投入整整增加了一倍。政府还创造一些机制激励创新。比如企业如果投资在研发上面，那么除了投资的钱外，企业的赢利也可享受减税优惠。在欠发达地区，还有一些政府的风险投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