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如果在今天，肯定会‘下岗’”

　　

    一位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优秀青年数学家，历时3年解决了一项重大课题研究。但在最后验收时，因论文尚未投出，倍感压力，于是将长达100余页的论文，拆成了5篇发表。
　　这是在今天上午的政协科技界联组讨论中，数学家杨乐委员讲的一个真实故事。针对目前部分科技人员花费大量精力角逐科研项目与资源的现象，许多委员呼吁营造良好创新氛围，让创新人才从繁杂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

　　“目前科技工作者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级别以及数目、经费额度，成为了标志其研究水平和领导考核的重要依据。”杨乐认为，这就造成了科研人员在承担项目后，花费大量精力应对频繁的考核与检查，更要设法“批量生产”论文。

　　“在科研评估中，以量代质是有悖科学精神的。”杨乐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数学界有两件轰动性的事件，一件是1984年LouisDeBranges成功地证明了比贝尔巴赫猜想；另一件是AndrewWiles证明了费马大定理。但这两位学者却是花七八年的时间潜心钻研一个科研课题，没有科研基金，没有论文发表，默默无闻。“到结束时才发表了一篇论文，发表若干年后引用次数也不多。然而，他们的成果是重大创新，对学术有巨大贡献。”

　　“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能够被量化吗？”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赵志祥委员说，“爱因斯坦如果在今天，肯定会‘下岗’。”

　　作为一名年轻科技工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振楼委员也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和惶恐。他说，三四十岁本是一个科研创新能力最强的黄金时期，但现在没完没了、层出不穷的科技项目立项、申请、检查、评审、验收、鉴定、考核、评奖等，使很多年轻科技人员忙于应付、疲于奔命。

　　于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成了年轻科研人员无奈心情的真实写照。

　　陈振楼建议，在科技成果评价上，应结合成果的产出和研究过程，既评价发表的论文、专著、专利等产出，也评价研究过程的原创性、审核原始数据和原始材料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在项目执行期间内，尽量减少、简化中期评估和检查；跟踪评估成果的产出，适当延后产出评估的年限。

　　在科研业绩的考核上，应以科研团队为主要考核对象，从而避免产生一大批“科研个体户”；同时，不以论著的数量和科研经费的多少论英雄；考核的年限应适当放宽，以3至5年为宜，而不要年年甚至半年就考核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