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教授对中国高教的思考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客座教授、著名地质学家、美国地质学会大地构造学与构造地质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格瑞高利·艾伦·戴维斯教授，日前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为他举办的70周岁生日庆祝会上应邀发言，在充分肯定中国地质学在政府的支持下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对中国地学教学、科研状况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友好的建议。戴维斯教授已在中国工作20年，他的看法，不仅值得地学界思考，其他学术领域也能从中受到启迪。

    评价机制的缺陷必然带来后患

　　戴维斯教授说：“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数量，而不是他研究工作的质量，往往被视为晋级和提薪的最重要因素。这使得中国青年地质学家对野外研究失去了兴趣。因为这种研究要一两年才能发表一篇文章，而在实验室，那里的研究人员可以以高得多的速度发表成果；加上实验室工作总比野外研究舒服得多，对后者而言，夏天的酷热，春天的风沙，以及陡峭的山崖和遍布的荆棘使工作相当艰辛。但是，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地方需要靠野外研究，进行准确的地质填图才能真正弄清其地质演化历史。如果青年一代对野外研究的激情越来越下降，对你们的国家和世界地质科学的发展都不是好事。”

　　戴维斯教授在图书馆阅读学术期刊时，还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主要内容相同的文章在同一年内发表在三种不同的期刊上！他说：“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仍是重数量轻质量的评价机制。美国的评价机制也有类似的问题，但西方的期刊要求非常严格——他们只发表未曾在其他地方发表过的文章。”

    不充分争论，有碍科学健康发展

　　不久前，戴维斯教授注意到中国地学界一些学者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展开的，关于内蒙古道虎沟地区含化石并具有精确同位素地质年代数据的地层层序是否倒转的争论，不同观点的交锋措辞异常激烈。他说：“我很高兴见到如此清楚表达出来的不同意见。”戴维斯教授的这一感触，是因为以往他看到很多中国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明明是在对特定的问题发表不同看法，却不指出是针对哪一问题，只谈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样做或许是出于礼貌——不想让其他作者感到尴尬，这是中国文化中值得称赞的，多数情况下可以理解。但它对促进中国的地球科学却未必是好事。争论的双方应该毫不犹豫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与他人的不同之处，并清楚地说明自己如何看待对方观点的缺陷；对方也应以同样的坦诚和热情回敬之，他们认为这样对科学的发展更有益。

    自己错了要承认

　　戴维斯教授曾经读到过一位中国地质工作者的两篇文章，发表日期相隔一年，内容大部分重复，但后一篇的观点与前一篇相比已有明显改变。可作者却全然不提他的观点为什么会转变。戴维斯教授说：“作者有责任向读者说明自己为什么舍弃了旧观点而采用新观点。错了并不是坏事，我们大多数人都发表过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从而被抛弃的观点。当我们认识到以前的观点错了就要承认，并说明这种转变是因为自己的研究还是受到别人的启发。”

　　事实上，戴维斯教授自己就是这一观点的实践者。1998－2001年他曾与几位中国地质学家合作发表文章，认为承德南部的承德冲断层向北逆冲位移了几十公里。但2004年其他研究者的最新研究结果证明那里的逆冲断层的位移只有几公里。经过与其他研究者的认真讨论，戴维斯教授接受了这一大幅度修订甚至否定他原有解释的新结论，并在同年的中国地学界权威学术刊物撰文，阐明了自己原来结论有误、承认和接受最新研究成果的观点。

    “评论性思考能力”很重要

　　戴维斯教授在中国地质大学担任客座教授6年来，总是要求和鼓励选课学生对他讲授的内容做“评论性思考”。如果认为他讲授的内容不正确，就可以随时公开表示不同意见。为了鼓励学生这样做，他甚至经常用自己在承德冲断层问题上犯过错误的经历，说明自己在学术生涯中并非一贯正确，并经常提醒学生“教授并不总是对的！”可现实还是令他遗憾：“他们很少对我讲的内容提出异议，甚至不敢要求我以较慢的速度重复我说过的话。而西方学生无需鼓励就会对他们的教授提出不同意见，或要求教授对他们不理解的内容做出更详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