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杂志深度报道2006长江豚类考察

《科学》杂志深度报道2006长江豚类考察

　　

　　12月22日出版的《科学》杂志(314卷)在“本周新闻”栏目对“2006长江豚类考察”活动及主要结果进行了深度报道，这是自2006年4月26日《自然》杂志对长江豚类预考察活动报道后，世界顶级学术刊物对长江豚类生存状况的再次关注。

　　本次考察活动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发起，是该所今年3月末组织开展的“长江豚类预考察”活动的继续。考察于11月6日开始，12月13日结束，历时38天，对历史上有过长江豚类分布的长江中下游干流及鄱阳湖区部分水域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本次考察得到了中国农业部的支持，由瑞士白鳍豚保护基金会等国际组织赞助，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瑞士、英国、德国的鲸类专家参加了本次考察活动。本次考察采用了望远镜目视观察和声学考察相结合的手段对动物进行搜索，是近些年来我国组织的规模最大、方法设计最完备、技术手段最先进的一次长江豚类考察活动。水生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王丁博士担任了考察活动的总负责人。

　　经过将近6周的考察，没有发现白鳍豚。生活在长江中的另一种鲸类动物长江江豚的数量也明显减少，初步估计最高可能不超过1400头。《科学》杂志援引了多位鲸类专家和动物保护人士对本次考察的评论。来自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的Barbara Taylor博士表达了对中国长江环境的担心和忧虑，她说鄱阳湖的挖沙活动是她一生见过的最为严重的生态灾难。另外一位同样来自美国NOAA的鲸类专家Robert Pitman博士认为滚钩等非法渔业活动可能是造成白鳍豚伤害的最直接原因。Pitman博士说：在考察期间，他们见到很多渔民仍在使用滚钩捕鱼的作业方式。

　　白鳍豚很可能成为近3个世纪以来灭绝的第四种大型水生哺乳动物，而白鳍豚的灭绝则完全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所造成，它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和长江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牺牲品。

　　本次考察结果尽管多少有些让人失望，但是可喜的是这次考察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长江豚类生存状况的高度关注，并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和保护母亲河的又一次反思。本次活动引起了国务院办公厅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要求农业部研究解决办法。中国农业部于12月28日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长江豚类的保护对策。随着严冬的逝去，科研人员们盼望着长江豚类及其他长江珍稀水生生物资源的保护工作能迎来一个暖意融融的春天。 

其它《科学》杂志报道的有关中国的评论：

 《科学》杂志分析中国科学院改革

本期（4月7日）Science杂志的“Policy Forum”栏目，来自美国纽约大学国际关系系的Denis Fred Simon等人以“‘Knowledge Innovation’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为题分析了中国科学院在1998年提出的八年计划——“知识创新工程”实施这些年来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在1998年之前的中科院并不是现在这个模样，但是办公条件路后，职工收入不如意，同时科研力量分散，研究队伍老化，学科目标也是重点模糊。在1998年2月，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中科院向中央国务院递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提出到2010年前后建设“一个中心三个基地”的目标，完成科技布局、组织结构、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知识创新工程。

经过8年的发展，知识创新工程已经完成了前两个阶段，即降低了中国对国外科学的依赖，吸引了新的领军人物，建立了一个可以与国际最高水平媲美的评价系统。目前中科院正在经历第三个阶段，目的是增加中国科学院和其中进行的研究的国际名声。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到了在目前这个阶段，中科院所面临的一个最困难的挑战——使科学院的重点适合中国宣布的国家研究重点，包括可持续资源、材料科学、人口健康方面的研究。同时作者也指出，科学院对研究成果的压力导致一些年轻的、有前途的科学家到管理不是那么严的地方寻求出路。

文章的结尾认为，总的说起来，虽然知识创新工程的指导带来了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但是这一项目已经改进了科学院的工作，在欧洲、美国、以至全世界提高了中国科学的声望。

《科学》杂志指出中国科学院改革面临的三大挑战

生物通报道：Science杂志以“‘Knowledge Innovation’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为题分析了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15年改革计划（见《科学》杂志分析中国科学院改革）。在这个自1998年开始的改革计划中，中科院通过调整其基本组织结构，撤销冗余机构，吸纳更多年轻科学家，推出新的奖罚制度和加强机构管理等手段取得了许多成果。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Human resources，Institutional mission and focus和CAS and 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NIS)。

人才方面：虽然中科院CAS吸纳了许多非常优秀的科研人才，但是所获得的结果却不尽然是好的。确实是有一些海外科学家与中科院建立了联系，然而在吸引国际科学前沿科学家方面还是缺乏长期持久的基础，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前沿科学家对于国内研究环境逐渐表示了不满。而且中科院也失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其研究生机制也面临着质量控制的首要问题。除此之外，新的评估机制给研究人员带来了许多高产的压力，导致他们萌发寻找其它工作的念头。

机构目标和焦点：文章作者指出“Few institutions in the world incorporate in one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so many different activities and goals”（很少看到有机构像中国科学院一样有这么多个不同的目标和方向），包括基础研究、前沿研发（cutting-edge R&D），公众事务（农业，卫生，能源和环境），研究生教育，以及与地方政府合作的400多家公司。这些很可能影响中科院保持清晰的目标。

国家创新体系（NIS）：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政府决策部门已经越来越重视企业创新，因此最近国家在企业研究发展方面下了大力气，比如国家R&D60%倾向了企业。这就要求中国科学院保持与之一致的创新步伐，由于目前国内许多企业都不能担当研发的主要任务，因此CAS需要共享它的资源，但是这个方面一直以来都是中科院的弱项，在过去的20年当中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转换机制，比如合同研发，技术专利许可，CAS自产新企业，以及在高科技领域辅佐当地政府建立的企业等。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CAS发展的技术和企业需要的技术之间的偏差，研究人员害怕在研发过程中工业发展会将其带离中心。

除此之外，包括公共健康，农业，气候，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公共事务也需要技术转换平台，而高校机构虽然已经转换了研究角色，但是CAS与高校在人力，教育环境等资源的共享也给CAS带来了一些压力。

面对这各色问题，中科院确实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需要重塑自我，要想将来在国际科技发展中站稳脚跟，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点点跨越，而是飞跃。

《科学》见证中国科学

 今年是中国科协的前身之一———中国科学社创立90周年、《科学》杂志创刊90周年暨复刊20周年，11月17—18日，中国科协主席、《科学》杂志编委会主编周光召在上海主持了纪念活动。

    1915年1月，上海，一份稿件由在美国的留学生编辑、封面印有中文“科学”字样和英文“SCIENCE”的月刊悄然问世，发刊词上赫然将“科学”与“民权”并列，申明要“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任鸿隽和8位同样来自中国、同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将“科学救国”的理想化为“传播科学”的实际行动，《科学》杂志就此诞生。《科学》杂志一问世，即“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开创了在中国传播科学的新时代。中国科学社也在同年10月正式组建。著名发明家爱迪生为此发出“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在觉醒”的感慨。

    90年前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这本名为《科学》的杂志，最早在中国倡导“科学”与“民主”，最先帮助人们理解何为“科学”，首次规范各类科学名词的译法，首创横排向右、使用西式标点的排版方式。《科学》传播着科学，见证了中国科学发展90年的历程。

    时光荏苒，《科学》杂志经历种种波折，虽然几经停刊，又不断复刊，持续发展着，在中国几代科学家的栽培下，其“传播科学”的理想却从未改变。著名科学家周光召出任《科学》主编，他在复刊词中这样写道，《科学》复刊后的任务是向我国已经受过普通教育的人综合地介绍现代科学的各个方面，帮助他们提高现代科学的素养。编委会发扬“求真致用并重”的办刊传统，努力形成“隔行能看懂、本行受启发”的高级科普风格。2000年，《科学》开办了以“科学社”命名的刊物网站和以“知识讲堂”命名的讲座，形成“刊物—网站—讲座”三位一体的办刊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