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科学家的自杀在中国引起心灵探索

　　

几起自杀事件就中国的科学界是不是给年轻研究人员施加太大的压力提出问题。
北京--茅广军似乎曾是注定会成为科学界明星的。2001年9月，这位32岁的理论物理学家刚从日本做完博士后回国，就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签了为期三年的合同，当上了正研究员。可是，他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很快地走上了下坡路。2004年，高能所不愿意与他续签合同。虽然他在另外一所大学找到了工作，但却没能去那里上班。2005年9月14日，36岁的茅广军从宿舍楼的四层跳楼身亡。
减轻压力：李大光说，有些年轻科学家在对付压力上需要帮助。

图片来源: 丁逸旻/《科学》 

茅广军的家人和同事告诉《科学》，虽然他感受到不少学术压力，但是没人能肯定这些压力是导致他自杀的原因；他没有留下遗书。但是茅的死以及近几个月内其他几位年轻研究人员的死，使得中国年轻科学家心中的不满情绪高涨。他们觉得，为了追赶西方，有些单位把弱势研究人员的日子弄得很不好过。这是中国学界常访问的网站近来的热门话题，包括北京互联网信息中心之一www.sohu.com、建在美国的旨在揭露中国学术造假行为的www.xys.org、以及中国广东省的一个信息网站www.chinahexie.org。一位匿名研究人员在中国和谐社会网上是这样说的，“茅广军的死反映了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管理制度的缺陷。”

这些反思促使一些学术界人士对西方科学界所尊崇的“不发表就完蛋”观念也变为中国的新焦虑提出疑问。自杀事件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过去十年中启动的一批、目的是吸引在海外工作的年轻科学家回国的项目。其中最具竞争性的“****”给年轻的科学新星提供大笔的启动资金、住房补贴、以及比年长科学家高许多的工资。虽然这些项目没有对获奖者提出演示他们价值的具体要求，但是对考验他们的能力有不少无形的压力。

科学家说，在像高能所这样的精英机构中，学术压力几乎和西方的相当。高能所的科学院院士张宗烨说，不是吃"大锅饭"的年代了，她说，"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而且不可避免。"

不合格
不管是否有****的称号，像茅广军这样的海归一般都得到些特殊待遇。1995年茅从中国原子能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德国做了两年洪堡学者，后又拿了一项奖学金在日本工作了18个月。茅广军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的博士后导师赵恩广说，"茅是个很不错的年轻科学家，工作非常认真，没有什么大毛病。"

茅广军2000年底回到中国后，他的博士导师卓益忠把他推荐给高能所。张宗烨说，那时高能所30岁出头的年轻科学家很少。一个高能所内和所外的专家组同意聘任茅为正研究员。张说，回过头来看，当初要是让他先做副研究员可能更好些，期待值少一点。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家吴可补充说，从海外回来的人通常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中国的工作环境。

几个因素同时导致了茅的转变过程中的困难。首先，到了高能所后，他需要从核物理专业改行到他不熟悉但比较热门的核天体物理专业。卓说，改行后，"让他在3到5年内做出重要的工作很困难"。而且茅的家庭生活也出了问题。卓和茅母都说，他的婚姻破裂，他经常失眠，而且一看书就头痛。不过，卓说，茅后来恢复了，而且又能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

2004年10月，一个14人的考核委员会评估了茅的工作。他三年的产出是4篇论文(包括发表在国内刊物上的3篇)和一本基于他来高能所以前的研究的专著。根据茅死后高能所发布的一篇说明，委员会中有11位成员投票认为茅“不合格”。这个说明指出，委员会考虑了茅的工作成绩，现状及其将来计划，以及学术水平。

卓益忠称高能所的评价系统过多地强调了近期成绩，有"很大的问题"。赵恩广同意这个观点并指出，这个问题在中国越来越严重，他说，"不能只看一个研究人员发表文章的数量，也不应该过分强调在国外刊物发表的文章，更重要的是文章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张宗烨是考核委员会成员之一，她说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不只是根据茅的论文，"我们也看了他目前的工作方向和想法，发现这些想法不是很上路"。考核委员会的决定是不能上诉的。

在吴可的帮助下，茅在2005年7月在北航找到一个教师的职位。但是，在秋季学期到来之前，茅结束了他的生命。

心灰意冷
另一件给人敲响警钟的事是39岁的吴建义的死。吴是湖南农业科学院的一位育种专家。1999年他刚到农科院工作不久，他所在的组被整个划分出去，变成湘园瓜果种子公司。吴的妻子冯志丽回忆说，吴经常抱怨说其能力在研究上，而不在搞经营上。然而吴的研究经费是与他卖种苗的收入挂钩的。

冯说，2004年3月底的一次公司会议上，公司严厉批评吴，说他卖种苗的收入连给自己开工资都不够。一星期后，吴从他们住的五层楼顶跳楼自杀。吴自杀前的两个月中，曾有另外两位农科院研究人员，一位39岁、一位41岁自杀身亡。农科院领导否认这些死亡与工作有关。

有人对这种状况感到不安。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科学传播学教授李大光说，湖南农科院和高能所发生的悲剧表明，一些年轻学者比较脆弱，承受不了如今学术环境中的压力。在国外工作过的年轻人称他们尤其不易适应。在网站www.lqqm.org贴出的评论中，一位年轻科学工作者描述了回国后遇到的困难：他29岁时通过****，成为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正研究员。他写道，回国后不久他就经常想从办公室的窗户跳下去。但国外的一纸聘书从绝望中拯救了他。他在帖子中说，"中国的研究环境还是不如西方的好。回国工作的人要想得到研究经费或是实验需要的其他条件，都需要搞人际关系"。

李大光说，根本地是需要对年轻科学家采取保护措施，帮助他们解决身心健康的问题。张宗烨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应该给在竞争很激烈的环境中工作的年轻科学家提供心理咨询，帮助他们保持心理平衡。赵恩广说，应该减轻年轻科学家的负担。他说，年轻人往往更有创造力，但他们通常缺乏管理经验，让他们在成熟之前就承担大项目会后患无穷。对茅广军来说，这个教训来得太迟了。 （丁逸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