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聚焦：中国押宝大科学

　　

政府的一个新的科学规划对几个幸运的研究领域来说好像是中了彩票。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贺福初少将已经准备好战斗。作为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主任的贺用军事术语来描述他的主要目的："发达国家通过激烈竞争来控制蛋白质研究的制高点”。同时兼任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贺现在将获得大笔专用基金来支持其研究中心的蛋白组学研究，该项目是中国新的15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大赢家。

这个期待已久的科技规划（《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终于在上个月下达到科学家的手里。这一系列前进的命令可能定下中国未来几年科学发展的基调。它提出了16个工程重大专项，包括大型飞机设计、月球探险、和药物开发。该规划也突出了4个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蛋白质研究、量子调控研究、纳米研究、及发育与生殖研究。虽然规划中没有写明，但中国政府官员上月宣布，包括工业界在内的所有研发费用将从2005年的2360亿元（300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9000亿元（1130亿美元）。基础研究所占总研发支出的比例将于15年内从2004年的6％增加到15％。

虽然随着政府金库的不断充足，中国科学家们曾希望新的规划会更大地提高基础研究的比重，但是正如哈佛大学数学家丘成桐所指出的：“基础研究在政府的头脑里还没有占中心地位”。象过去一样，科学活动仍将被牢牢地套在经济发展的轭上。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说：“新的科学知识和发明需要转化和产业化”。一个时下充斥在文件里并常被科技官员挂在嘴上的时髦语是“创新”。新规划指出，“创新”是中国降低对技术和知识产权进口依赖的关键，工业界将被期待承担更多创新活动。为了鼓励企业增加研发的投入，新规划将在税上为它们提供优惠。

虽然规划的细节还有待补充，但它已被推崇为一个将科学人才分布不均的体系变成一个能和西方竞争、大量制造创新的有凝合力团体的可贵尝试。中科院政策管理研究所的科技政策专家段异兵认为，这个规划是"使中国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转变成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也有人不随大流。他们担心过分强调应用科学和超大型项目将压制创造力。在美国伊利诺斯州伊万斯敦【更正：“伊万斯敦”应为“芝加哥”】的西北大学任教并兼中国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的神经生物学家饶毅说：“最富创新的想法是极少数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在罕见的时刻所产生，但是规划大型项目需要许多科学家取得共识。希望从规划中产生非常创新的科学项目是不现实的” 。

被压制了的批评
起草这个科技规划并非一帆风顺。有20个工作组的2000位科学家和官员花了近3年的时间讨论这个规划，前后修改了十几次，共花费近1000万美元。指导这些工作组的部长级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负最终的责任。自从2003年3月就任中国总理以来，温家宝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他的执政主旨，并不断增加研发经费。饶毅说：“我相信温总理在决定增加科研经费的同时，要求科技工作者提出如何使用这些经费的前瞻性计划的初衷是好的”。

很快大家都意识到，温希望重复中国首个科技规划的成功。1956年的那个规划导致了数十个中科院研究所的建立，制造了中国第一个原子弹和氢弹，并且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天。虽然政府从来都没有明确表示过“两弹一星”是那个规划的目标，人民还是把这些成果和1956年的规划联系起来，温也决意通过重大专项来重现昨日的辉煌。

但是当一些科学家对新规划过于强调大项目提出公开质疑后，规划起草的进程慢下来。2004年秋，工作组正在对这个规划开始定稿时，《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其中对规划中的某些部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也涉及到组织起草并保证实施这个规划的科技部。

在其中的一篇中，三名优秀中国科学家：饶毅、美国国立卫生院的神经生物学家鲁白、以及中科院生物物理学家邹承鲁称科技部的经费管理缺少透明度，并使科技官员权力太大凌驾于科学家之上。作者建议剥夺科技部的经费分配权并加强同行评议的课题资助机制。在另一篇文章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并兼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所所长的生物学家浦慕明强烈批评了资源浪费和不负责任的现象，他认为这些弱点在大科研项目中不可避免。中国的媒体对这些批评可谓饥不择食。

科技部向新闻出版总署投诉，于是这个监管部门强行阻止了这场争论并禁止《自然》杂志的中国增刊在国内发行，同时还警告中国的新闻编辑们不要受国外势力的操纵。《科学与文化评论》的主编刘钝说，“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判断我们同国外媒体互动”。这份小杂志被责令停止关于中国科技机构改革争论的出版计划。关于科技规划过程的讨论从中国媒体中消失，一些异议者也被从工作组中除名。

推迟了一年多之后，科技规划终于出头：大科学在其中占主导地位。

超大型化
被认为对中国最具战略意义的四项基础研究项目都是中国已经有大量投入的领域。据一个和政府规划部门熟悉的研究者透露，每个超大型项目将在未来的15年内获得约10亿美元的投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首席科学家解思深说，在比如纳米技术这样的热门领域“肯定会有更多的创新机会”。2003年底，中科院纳米中心和北大清华的相应研究组合并组成了这个中心。据认为这个合并预先考虑到了纳米研究在新科技规划中将具有的引人注目的地位。

这个科技规划使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在他们各自领域中处于主导的位置，但也让一些观察者担忧。普林斯顿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施一公说，"我坚决反对由一个首席科学家”来控制上千万研究资金的体制。2004年8月，施和其他10位旅美华人生物学者协会（该协会由在美国工作的华人生物学者组成）的成员写了一封给温家宝的公开信。信中他们表达了对科技规划草稿中超大型生物项目的担忧。他们认为这些项目将不会达到目的并且还将压制竞争。

其他两个超大型项目中的一些特点可能对小研究组还有吸引力。那些参与制定发育和生殖研究规划的学者表示他们将建立一个基于学术能力的评审机制来发放资金。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所长张亚平说，这个项目“将促进遗传学、发育生物学、和进化研究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是个非常有前途的方向”。

有些批评者担心资金可能会被浪费掉，而且由于缺少具备所需技术的人才，昂贵的新设备可能不会被充分地使用。丘成桐说：尽管政府设法吸引海外学者及外国学者来华工作，但“基础研究的学者人数还远远不够”。

还有些人认为规划有个战略错误：在一个15年规划给狭窄的重点予神圣的地位将会使今后很难改变研究方向，丘警告说，“把资金长期承诺到只是现在认为重要的方向上很不好”。他指出这个规划忽视了“很多重要的领域”－－包括他自己的数学领域。一些学者甚至预言那些不时髦的领域将出现人才流失。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农业生物学家邓兴旺说，“研究者们可能将换到规划所扶持的领域中去，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他们就很难拿到研究经费”。就连中国基础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看来也要乖乖听话。虽然今年基金委的资金将增加5千万美元从而达到4到5亿美元，但它的2006年项目指南上也提出“统筹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发展需求”。

另一个担忧是大项目可能会缺少必要的监督。正如饶毅和同事们在他们的评论文章中指出的，因为中国某个领域内几乎所有人都将参与同一个大项目，所以没有人能客观地评价这个项目。一些学者建议引入海外学者来参与评审。施一公说：“政府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体制来允许海外学者参与评议”。

段异兵认为批评者们将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他说：“通过迎合国家需要，基础研究获的发展机会将激增，以兴趣为主的自由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但是其他人把这个规划看作一场数百亿美元的赌博。 （郝炘 宫一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