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万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

5000万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

　　

生物通综合：

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广东省设立“联合基金”  
 
　今年初，在全国科技大会召开期间，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副省长宋海、省科技厅厅长谢名权等，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订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共同设立自然科学“联合基金”的框架协议》。

　　协议约定由国家基金委出资1500万元、广东省出资3500万元，联合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基金）”（以下称“联合基金”）。借以吸引、培养和集聚一批全国一流的科技人才，提升广东原始创新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解决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技术瓶颈问题。广东的决策者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订的这份协议，开创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实践。

　　简短的签约仪式甚至没有引起新闻界应有的关注；但是在十个月之后，至少在中国科学界引起了轰动效应———11月下旬，来自全国26个省市的几十位一流专家，聚集广州对几百个来自全国各地的项目进行评审。一位担任科技领导多年的政府官员感慨“三个没想到”：没想到“联合基金”在全国范围内反应如此热烈；没想到各地申报项目如此积极；没想到动员的科学家队伍如此庞大。

　　据了解，2006年度的“联合基金”项目主要围绕广东的农业、人口与健康、环境与资源、能源、电子信息与新材料以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开展原始创新研究，研究课题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模式进行立项和管理。申请单位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受理了项目申请787项，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内的著名大学和研究院所参与了”联合基金”的申报，其中仅清华大学就递交了33项项目申报书。

　　国家基金委陈宜瑜主任透露，地方和国家基金委联合成立基金，广东是第一家。陈宜瑜对此评价道，“联合基金”是国家基金委率先在广东的试点，是国家基金委与广东省政府共同推动地方自主创新的一项创举，在制度和机制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突破。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社长张景安评价道，这是广东以实际行动落实科技大会精神的一大壮举。

　　面对集举国之力攻广东难题的战略格局，曾为促成此事而多次进京与国家基金委领导反复磋商的谢名权厅长尤为感慨，地方与国家建立联合基金的创新性举措，已经和广东省与教育部“产学研”合作专项，成为广东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双响炮”。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国家自然科学“联合基金”的创立，是广东省委、省政府深入实施“科教兴粤”战略和加快建设创新型广东的重要举措，对于吸引、培养和集聚一批一流的科技人才，提升广东原始创新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解决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技术瓶颈问题，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全面实施“科教兴粤”战略，增创科技新优势，紧紧围绕增强综合实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全省科技进步成就显著，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进步对经济贡献率达到了49%，广东专利总量连续11年保持全国第一，特别是近几年，发明专利有大幅增长，总量已居全国第二。但是，广东的决策者也清醒地认识到，基础性原始创新成果不多，高素质科技领军人物缺乏，已成为制约广东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瓶颈。在这些方面寻求新的突破，已经成为广东刻不容缓的急务。

　　长期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推动和发展科技源头创新、提高我国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为主题，以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发现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为主线，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为我国占据国际科技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项目组织管理、科技创新服务等方面具有先进的理念和丰富的经验；而广东在产业基础、创新需求等方面具有较好的条件。所以，广东省人民政府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联手之举，正是应运而生的历史必然，必将成为建设创新型广东有力的助推器。

　　宋海副省长对记者说，广东省委、省政府对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广东已经规划了全面的战略部署。到2010年，广东要基本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和产业发展规律的区域自主创新体系，区域、产业、企业和产品竞争力明显提高，若干个中心城市初步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到2020年，全省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建成创新型广东。在实现总体发展目标的战略进程中，“联合基金”将在以下三个方面起着重大作用。

　　（一）有利于提高广东的原始创新能力。广东的经济正处于向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效益型、内涵型发展模式转变期，面临如何解决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等重大课题，对科学技术以及自主知识产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设立“联合基金”，加强广东的原始创新研究，可以为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科技储备和支撑。

　　（二）有利于吸引人才和加速培养人才，提升广东省的科技综合实力。通过联合资助的形式，把广东的重大科学研究项目提升为国家科学研究项目，吸引全国优秀科学家与广东科研队伍联合开展研究，这将使广东省的科技人员有机会承担和参加更多的国家重大科学研究项目，推动广东省知识界、科技界、企业界形成更加浓厚的科研和创新氛围，提升广东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研究项目的竞争力。同时，通过研究活动带动广东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成长，推动广东在若干研究领域逐步形成特色和领先优势。

　　（三）有利于增强广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后劲。“联合基金”资助项目由广东自主选题，着重瞄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项目的研究基地建立在广东，研究成果优先在广东实施转化和产业化，这有利于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项目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基地将直接成为广东技术创新和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源泉和后盾。

　　从“三个没想到”，到“三个有利于”，也仅仅是广东自主创新的“助推器”刚刚启动，在广东、乃至全国自主创新的跑道上，“联合基金”必将喷发出越来越强大的动力。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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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播下创新“种子”

——记张仁和院士和他的海洋声学研究  
 
  海洋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关系着国家的战略安全。因此，进行遥测、遥感、开发和研究海洋十分重要。由于海水引起的传输衰减，电磁波和强激光光波在海水中很难穿透1公里的距离。相比之下，声波在海洋中的衰减仅为电磁波的1000分之一。低频声波在浅海中可传播数百公里，在大洋中可以传播上万公里。

    “声波是目前可实际应用于海洋远距离传播的物理场，研究海洋声波也成为认识海洋、研究海洋的重要工具。”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仁和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中科院声学研究所声场声信息国家重点实验室对海洋声学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研究，对后来向应用研究推进，研制出一系列国际领先的仪器设备作好了铺垫。”

    “海洋对声波是透明的”

    海洋声学是声学和海洋学的交叉学科。海洋声学研究在探测、定位、通讯、导航、海洋监测，海洋地形地貌、地层结构测量、渔业、矿物资源查找、海洋声学测温、声学层析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海洋温度变化是影响全球气候变暧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温室效应给全球气候带来巨大影响，要研究全球温度变化就要监测海水温度。因为水的比热较大，海洋温度微小的波动就会引起地球气温的明显变化。“我们曾参与过一个国际合作计划，就是利用声波来测量海水温度。”张仁和说，“假如用温度计来测量整个海洋的温度，海洋各处温度起伏和温差变化会很大，很难测准，更难以在大洋中各处同时测量。而声音在水中的传播速度受水温影响，温度越高，速度越快，所以测量海洋中的声速，就能计算出海洋的平均温度。研究人员在印度洋南部的赫德岛，设置一个功率为5000瓦的声源；然后在亚洲、大洋洲、南极洲和美洲东西部海岸设点接收声波，就能很容易地准确计算出海洋的平均温度。”

    张仁和介绍说，海洋石油勘探的实质是先找海底能够成油的地质构造，找到有可能成油的地质构造后，再有针对性地进行钻探，看是不是有石油。海洋地质勘探过去用炸药，现在为保护环境改用气枪。用气枪在海水中制造一个声源，声波就能穿透海底地层，研究声波的变化就能掌握海底的地层结构，为海洋勘探提供依据。声学所曾用声波做过海洋测流，将高频声波打到海洋中，就能根据声波发生的频移，准确迅速地测出洋流的方向和流速。和过去在海洋中放置类似风车的设备测量海洋中一个点相比，现在声学测量方式能轻易地测出海洋不同深度的洋流，能够监测海洋内部的波澜。海洋声波还可以测海洋深度，只要探测船一走过，就能利用回声将一条带状的海底等深线勾勒出来，描绘出海底的地形。此外海洋声波还可用于海洋中测定方向、距离和深度，进行水下通讯等。

    “其他形式的波在海洋中衰减很快，这些物理场在海洋都不能传播太远，而声波比我们知道的其他形式的波更适于海洋传播和进行海洋研究。海洋对声波似乎是'透明的’。”张仁和说，“我们用的移动电话靠电磁波来传播信息，但电磁波在海洋中传播不了多远。而海底低频声波的衰减很小，声音在水中的传播速度也是空气中的5倍，声波在海洋中传播速度可达1500米/秒。声场声信息国家重点实验室正进行低频声波的通讯研究，这将应用于海底移到物体之间、海面下与海面上之间的移动通讯。目前正处于一两百公里距离通讯的原理实验阶段，5年以内估计就会有这类设备投入应用。”

    让企业能接住研究所传出的“球”

    张仁和一毕业就被派往海南，从事海洋声学研究，常年在西沙、南沙群岛考察，钻进海洋声学领域几十年。1978年，张仁和第一次到深海做实验时，当时考察队条件较差，只有600吨的小船。而海船越大越稳，他们乘坐的考察船左右都晃到30多度。队员们晕船晕得厉害，根本无法控制。他记得队员中有人呕吐时把假牙都吐掉了。这事后来在考察队成为一个小小的笑料。

    与发达国家相比，多年来我国在实验设备上不如国外，没有大型的水声实验船，更没有先进的自动化发射、接收等实验设备。没有大型实验考察船，不能到深海，就在临近大陆的浅海做实验；没有大型计算设备处理数据信息，就大量收集实验数据，钻研简易的计算方法。“结果坏事真的变成了好事，我国的水声物理研究在国际上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我国的水声研究主要以浅海为重点。国外的实验船在深海中游弋，把研究人员轻易带进了深海，结果大量的浅海实验和数据被忽略了。当国外同行意识到浅海复杂多变，规律难以把握，而调转船头回师浅海时，张仁和与他的科研队伍已经掌握了浅海的规律，并提出了“平滑平均声场理论”和“浅海声学统一理论”，并根据浅海的特点建立了浅海声传播的模型。

    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经过大量实验与理论研究，张仁和的研究团队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维定位的新方法，并获得了三项发明专利。在1994年南海深海实验与2001年浅海实验中检验了所提出的新方法，目前该方法已被应用于新型声呐研究。中科院声学所还自己研制了多种声学仪器，如声学多普勒流速仪(ADCP)、声学相关流速仪(ACCP)、合成孔径声呐(SAS)、多波束测深仪(Sea Beam)，海底地层剖面仪等多项成果。

    “研究机构应该从理论研究向应用技术再迈出一步。”张仁和说，“国外很多大公司的科研实力很强，就像篮球比赛中的传球，研究机构做的基础理论成果企业接得住，它能完成后续的转化工作。我们国内的企业目前还没有这个力量，把'球’抛给它，它接不住。研究成果完成了，论文也发表了，尽管我们的理论研究已经搞得相对简单了，理论、算法、实现的技术手段都很清楚了，但企业还是难以为继。如果我们不去接着做的话，它们就做不下去。所以我们要再向前走一步。现在我们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很低，也和这个因素有关。”

    “创新难以准确预测”

    海洋是一个复杂的传输系统，声波在海洋中传播、散射、起伏及声场反演就成为声场研究的基本课题。1990年，声场声信息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作为致力于基础研究的国家级科研基地，实验室主要研究声波在水中的传播、衰减和散射规律，研究作为信息载体的声波在传播过程中的畸变、起伏、背景噪声及其与海洋的相互作用，以解决水中探测、导航、跟踪定位和遥感海洋的理论和应用问题。1993年，声场声信息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0万元的重点基金项目支持，展开“水声逆问题研究(从收到声波数据，反推声音的环境、声音定位等)”，开始了海洋声学基本问题研究。1998年张仁和的实验室又开始了“浅海声学层析”研究，通过声波反推海洋的变化。2003年他们进行了“随机非均匀海洋中声场时空相干特性研究”。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今，该实验室承担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973”计划、国家攀登计划、国家攻关计划、部委级项目等共60多个项目，其中一些项目获得过国家科技大奖。实验室十几年来坚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展开声学与信号处理的基础研究工作；面向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推动应用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的成果。

    “长期基础研究的积累是创新的源泉，我们天天讲创新，但科学研究是要探索前进的，虽然大的方向还是有的，但创新是不可准确预测的。能预测就谈不上创新了。”张仁和说，“我们做出了一些成果，主要是早期有很好的基础研究积累。前期基础研究的风险较大，一直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我们完成了这些工作。从这点上说非常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基金的行政干扰少，能让我们顺利完成前期的基础研究。”

    刚刚过完70岁生日的张仁和目前还承担着一项重点基金，曾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届评委的张仁和说：“自然科学基金对我的研究工作支持很大，对我们研究团队的支持也一直没有断。我本人负责的项目有近10项，我们团队中其他成员负责的项目还有很多。基金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就像撒下的种子，后来我们又在此基础上，得到国家和中科院的支持，使研究开花结果。”
蒋春笋随导师成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汉网消息（记者胡孙华通讯员孙超）经过13年艰辛求学与治学，江汉大学青年体育教师蒋春笋，今年代表江大以第一合作单位名义，依托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随导师陈佺成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江大有关负责人日前介绍，蒋春笋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生物膜与
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陈佺的合作项目为“线粒体融合素MITOFUSIN调控线粒体融合和运动的分子机制”。该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45万元资助，蒋春笋是第二主研人员。

    线粒体是细胞质里的一种细胞器，为细胞提供能量，被称为细胞的“发动机”。线粒体生物医学的研究是当代生命科学和分子医学最活跃的前沿之一。

    前不久在浙江省举行的国际线粒体生物医学学术会议暨中国线粒体2006年会上，蒋春笋受邀就有关线粒体研究作专题发言。

    蒋春笋从原同济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业毕业，1993年到江大当体育老师。由于少年丧父，他和妹妹学业全靠母亲负担。当年在高校拥有稳定的工作，对困窘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种解脱。但蒋春笋把年轻人憧憬的繁华放置一旁，坐着冷板凳开始思索并勾勒自己的别样人生。

    1999年，蒋春笋通过自学考取天津体育学院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生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02年，凭着优秀硕士论文，他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

    蒋春笋说，读硕攻博以来，他仅凭基本工资维持着在天津、北京求学的开销。江大认为，蒋春笋为该校青年教师开展科研攻关树立了一面旗帜。

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谈自然科学基金：科学基金 以人为本

 记者采访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而此时正是他处理完一天的公务、在实验室和学生讨论课题的时间。该校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只要校长不出差，晚上九点半后以及周末和节假日都会在实验室。记者采访刘校长之前，他正在和一个外籍学生谈心，而在采访结束之时，还有一个学生在等他。

    “自然科学基金对人才的培养起了很大的作用。”刘经南说，实际上，很多实验室的试验和分析都是由学生做的。而他在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建议中，有诸多的考虑也都是针对学生的。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零的突破”

    刘经南向记者讲述了他拿第一个基金项目的故事。他在1988年获得基金项目。当时他还是讲师，本来没有资格申请基金项目，但他对此很有兴趣，于是就到有关部门查阅基金项目申请方面的资料，了解怎样申请才能最容易成功。后来，他得出结论：不管是数理化，还是基础性或前沿性的科研，申请的研究项目要有一定的高度，要有战略性的思维方式，才能够打动评委。查阅资料返回后，刘经南把体会写了出来，并请自己所在系的一位副教授牵头，由两位副教授、一位博士生和当时还是讲师的他一同做这个项目。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成功了，而且还被人称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零的突破”。刘经南清楚地记得，那笔基金项目资金是2.5万元，而当时最高的也只有3万元。

    新的武汉大学组建以后，该校更加重视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合校以前，武汉大学是以文理科为主、排名靠前的重点大学。合校后，武汉大学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有所增加。以医学院为例，合校的时候，该院在这方面是1~2项，现在是47项。该院在合校的第一年就从2项增加到9项，第二年20多项，第三年接近30项，今年是47项，此外还有“杰青”项目。

    “这两年学校主要重点抓了医学类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刘经南说，医学涉及人类的健康，生命科学关系人的生命，也关系到人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国家21世纪支持的重点，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武汉大学应该抓住这个发展机遇。医学院原来是个省属学校，在申请国家级的项目方面缺乏经验，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打破封闭的心态，其次要传播交流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的经验。相关人员在学校里全面交流经验，进行方向性指导，请外面的专家和基金委有关学科的主任来学校讲授，用这样的方法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量迅速提升。

    刘经南介绍，同样的方法也用在其他学科。拿工科来说，以前武汉大学工科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比较少，在工科方面主要是基础性的、前沿性的共性问题项目的申请。这些年，国民经济发展对工业发展有了基础性的要求，水资源、水电工程、土木工程、电气工程等工学得到很大发展，而工科方面的基金项目申请量也有了明显提高。

    刘经南说，近几年，武汉大学在该领域的排名为7~9位，项目一般为100多项，今年初步统计是177项左右。

    “自然科学基金对我国基础研究的支持很大。”刘经南谈到基金问题的时候非常欣慰。他说，科学基金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可以说，青年基金是瞄准人才的。刚刚拿到博士学位也可以申请青年基金，通过一年的训练，他们博士毕业后可以很快将自己博士期间的成果进一步深化，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一般是通过多年的研究，有一定科研成果、发表很多科研论文的基础上，通过激烈的竞争取得的，这些人的研究方向深入前沿，他们往往是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

    刘经南认为，面上基金的“面”比较大，支持强度也很大，它能较充分地鼓励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推进自由探索。可以说，只要有想法、有一定的环境，就可以申请面上基金。该类基金鼓励自由探索，发挥学者、专家的创新思维，具有前沿性、基础性等特点，使很多人通过一两个方向的自由探索，进而拿到重点基金、重点项目。

    “我本人也是通过一两个面上项目的申请后，得以拿重点项目的。”刘经南说，他的实验室研究青藏高原地壳运动的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提供一些前沿的资料，最后和其他学校一起，在Nature上发表文章，然后再和国外学者继续合作。当时，他们还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作报告，建议被专家认为是最近几年来在这个领域里中国最好的。

    几点建议

    刘经南认为，自然科学基金对推动我们国家的整体基础研究作用非常大。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机制应该说是最公开、公正的，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基金里，信誉度也是最高的。自然科学基金还在不断发展中，它以项目为主，以方向为主，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主要通过专项突破，实现引领未来。

    “但是，自然科学基金在评审方面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刘经南提出了对自然科学基金的几点建议：

    首先是函审的问题。现在基金支持强度越来越大，“十一五”期间比“十五”期间支持强度增加了，影响面扩大了，申请的人也越来越多，评审的工作量因此也比过去大很多。以前每份申请有5个函审专家评，现在只有3个。函审专家的工作量过于繁重会大大影响评审的效率，也与现在日益增长的申请量相矛盾。

    刘经南建议，每个项目还是应该设立5个左右的评审专家。函审的专家应该建立信誉度，在聘用这些函审专家之前，应该对这些函审专家进行考核，而其本身的公开公平公正度就是一个重要的考核内容。例如，可以通过函审专家写的评语看他们在评审过程中是否认真。可以建立一种评估函审专家的体系，保证函审专家真正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而不是站在单位、部门的利益上，使其评审工作更具公平性。现在，申请者可以提出自己希望回避哪个专家，这个是很好的机制。但是不可否认，有的函审专家学术视野不太高，他们本身对一些科研成果的价值缺乏准确判断，致使一些真正有创意的东西反而被“枪毙”。他认为，保证科学评审的前提，是有一种对被“枪毙”项目的复核机制。最近一两年，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人越来越多，复核机制相对减弱，刘经南建议，应建立保护少数的复核机制。“虽然说复核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实际上函审的权利还是很大的，通过函审来打分，根据几个指标来打分，分数低的终审就很难上去了，这会造成很多不公平公正的事情发生，也会使一些重要的科研工作难以得到基金的支持。”

    其次，建议建立一个博士生基金。通过这个基金，支持博士在读博期间开展科学研究，也可以使博士在读博期间通过竞争，拿到基金，然后和导师结合在一起，学会申请项目的整个过程和方法，这将大大提升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第三，面上基金应该在基金里面允许一定额度的经费来改善待遇。刘经南说，现在国家所有的科学基金里面都没有支持人的经费，包括科研人员的工资，只有做事的经费。“希望在自然科学基金里面首先突破这一点，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社会上与国际接轨，向全社会招聘一些研究人员来与项目主要申请者一起作为研究者。”刘经南分析说，通过这种机制就能吸引社会优秀的人才参与完成项目。

    第四，建议自然基金的申请应该更开放一点，我们希望增加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无论华人或外籍的人都可以参加，在中国工作或聘任三年以上的外籍人员、年工作时间不低于9个月的人就可以申请。刘经南说，很多人担心这样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没有好处，这种顾虑大可不必。虽然是外籍人员，但他们也是实实在在在中国受聘工作，并和中国的科研人员一起形成团队，投入到中国的发展中。现在，很多高校都面临一个问题：一些项目的带头人就是外籍人员，例如武汉大学就聘请了好几个外籍的院长和教授进行重要的基础研究，但是目前还没有外籍人员可以申请基金的机制。建议能否在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上，突破国籍的限制，这种激励机制的建立必将对吸引海外科研人才有很大好处。

科学基金的受益者

    “我们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感情很深。”当得知记者是为了自然科学基金的问题来采访时，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生殖发育研究室主任孙蒙祥显得异常激动。他告诉记者，他们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跟基金委的长期支持是分不开的。

    据介绍，孙蒙祥是杨弘远院士的博士生。1994年博士毕业后，他拿到了国家自然基金委资助的第一笔科研经费，金额11万元，在当时已经是很高了。孙蒙祥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基金委不是一个被动的、只根据大家提出的申请就分配科研资金的机构，而是一个积极的科研项目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孙蒙祥举了一个例子：当时，基金委细胞口的负责人本身就是一个教授，对本领域的发展趋势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他本人还经常做实际调查，了解国内细胞领域究竟有哪些比较突出的亮点，哪些研究方向值得资助。对那些已经获得资助的有特色的项目，他也给予了长期不懈的关注，还经常实地了解这些项目的进展情况。与此同时，他还培养和带动了一批年轻的负责人卓有成效地组织基金委项目。“把有限的钱放在很可能出成果的地方，还可以保证了项目的实施。”

    孙蒙祥教授说，他本人包括他的导师杨弘远院士在内，都是基金委资助的受益者，先是小的面上基金，然后是重点基金，再后来是重大研究项目。前不久，他们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是积累了20多年工作的一个成果，也与基金委的资助是分不开的。他个人的成长、课题组这么多年能坚定不移地朝一个方向持续研究，科学基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教授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比较严谨的，也是卓有成效的，尤其在公正、透明性方面有口皆碑。他也希望为基金委做一些呼吁：“基金委应该也有能力管理更多的科研资金，这样更有利于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提高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生殖发育研究室由杨弘远院士创建。上世纪70年代末，杨弘远与周嫦在水稻花药培养实验中，意外地观察到子房中出现异常的变化，他们抓住这一偶然的发现，由未传粉子房中培养出单倍体植株，并于1980年在《遗传学报》上报道了这一研究结果。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慎重而果断地作了研究战略的转移和布署，开始了长达10年关于离体雌核发育的实验研究，和研究生一起相继在多种植物中通过未传粉子房与胚珠培养诱导出单倍体植株，继而从胚胎学上揭示了“离体孤雌生殖”与“离体无配子生殖”两种类型的发生与发育规律。

    1981年，他们于在国际刊物Plant Science Letters发表了第一篇原始研究论文；1982年，在Theoretical and Applied Genetics上又发表了首篇关于这方面的综述，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重视。在国家基金委的资助下，他们开始进一步探索子房内的核心部分胚囊的分离。胚囊是受精的场所、孕育胚和胚乳的温床。胚囊的分离不仅提供了一种整体观察胚囊结构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开拓了直接操作生活胚囊的前景。1982年，他们在《植物学报》上发表了这一研究结果，1985年在国际著名刊物Planta中作了更全面的报道。此后，国内外不少单位都开展了分离胚囊的研究，并推进到卵细胞分离，为20世纪90年代离体受精的突破奠定了一方面的基础并于199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杨弘远院士敏锐地觉察到发育生物学是21世纪生命科学前沿学科之一，而植物生殖生物学正在融入发育生物学这个更宽阔的学科领域，从而因势利导提出发展植物发育生物学的战略目标。1992-1996年，他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植物性细胞操作系统的创建与发育生物学研究”，1998～2001年，他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植物受精与早期胚胎发生过程中基因表达的发育生物学”。在植物生殖发育领域开展了积极的探索。

    孙蒙祥1994年于武汉大学获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曾在荷兰、意大利、德国等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合作科研，1999年回国，现任武汉大学植物发育生物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植物生殖发育与生殖工程研究室主任，植物发育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被子植物生殖发育。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下，他长期坚持从事植物生殖生物学研究。主要着力创建离体受精和胚胎发生研究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受精与胚胎发生的机制。他先后创建了烟草胚囊及卵细胞大量分离技术和PEG诱导的单对细胞融合技术，为开展我国植物离体受精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在烟草中完成了体外双受精，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植物雌雄配子相互作用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此外，他领导的课题组先后创建了油菜裂外壁小孢子胚胎发生、烟草合子离体胚胎发生等研究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胚胎发生早期细胞的极性与不等分裂的机制、胚胎发生轴向选择与模式建成机制等。近年来先后获得教育部“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基金，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先后主持科研项目二十余项，包括科技部“973”项目“胚胎发育中细胞分化的调控机理研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被子植物受精前后卵细胞发育的细胞分子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被子植物受精和早期胚胎发生过程中配子信息的分子本质与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被子植物胚胎发生早期顶－基轴向确定及细胞命运抉择”等。

    目前一批年轻学者又加入该群体，组织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植物生殖发育生物学创新群体”，正深入探讨植物受精与早期胚胎发生的分子机制。通过多年的研究，该科研集体在植物生殖与发育生物学领域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已先后获得1991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2003年湖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王取泉教授也是一个基金的受益者，他所做课题的主要资金来源是自然科学基金。他认为，如果没有基金的支持，就无法继续自己领域的研究，基金也给了他所带领的十多个研究生很多支持。

    王取泉曾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美国Texas大学从事访问研究或做博士后研究。2003年回国，建立基于半导体量子点的固态量子计算和量子信息研究的超快光学实验室。现任武汉大学物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光学专业研究室主任。近年来先后获得教育部“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基金。先后参加或主持过科研项目十余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863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发表SCI研究论文四十余篇。

    2001年，国际上在以半导体量子点为载体的量子计算的量子信息处理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该研究领域很快成为物理学前沿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当时，王取泉正好在C.K. Shih教授课题组进行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实验研究）基本上是空白。他2003年回国后，在武汉大学刘经南校长等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在武汉大学物理学院建立了基于半导体量子点的固态量子计算和量子信息研究实验室。在此基础实验条件和相关研究积累的支持下，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先后承担了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分别是：半导体低维体系中自旋动力学过程的研究；半导体量子点中量子比特旋转和量子逻辑门的研究以及半导体量子点的单光子发射与Rabi振荡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一些阶段性研究成果，部分成果发表在Phys. Rev. Lett.和Appl. Phys. Lett.等物理专业权威期刊上。王取泉主持的主要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半导体低维体系中自旋动力学过程的研究（2006.1~2009.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半导体量子点中量子比特旋转和量子逻辑门的研究（2005.1~2007.1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基金项目，半导体量子点的单光子发射与Rabi振荡的研究（2004.1~2004.12）。他主要研究方向有：半导体量子点的非经典光发射特性；基于半导体量子点的量子比特操控和量子逻辑运算；半导体量子点和量子阱的自旋动力学特性；低维纳米材料的发光特性。

 

自然科学基金与广西医科大学：露润新苗树生辉

    2006年4月3日，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行一年一度的科技表彰大会，应邀参加会议的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黎明智对广西医科大学近年来的科技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称该校是广西“科研排头兵，获奖‘专业户’”。

    此话既是对广西医科大学的一种赞誉，更是该校近年来科技进步的真实反映。在2005年度广西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中，一等奖4项，广西医科大学拿了1项；二等奖44项，该校又拿了6项；此外，该校还获得三等奖14项。再往前看，2004年获二等奖8项、三等奖12项；2003年获二等奖7项、三等奖5项……近年来，该校科研获奖数均排在广西高校的前列。而这当中，许多获得高级别奖的成果都曾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近日，记者采访了该校几位通过承担科学基金项目成长起来的青年科技人员，他们从不同侧面讲述了自己与科学基金的故事。

    研究生培养跃上新台阶

    谈到科学基金在高校的作用，广西医科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黄光武教授深有感触地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推进地方高校科技工作既是‘锦上添花’，更是‘雪中送炭’。它使原来已有一定基础的科研项目研究上升到一个新层次；给处于研究关键阶段的项目送来了及时雨。在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我校一批青年科技人员已成长为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学科带头人，研究生教育上了一个新台阶。”

    黄光武让记者看了一份不久前由国际抗癌协会（UICC）官方杂志——《国际癌症杂志》发来的函，信中说张哲的论文《鼻咽癌中RASSF2A基因的转录失活机制》已被录用。这是该校第一次在此刊物发表论文。

    张哲是黄光武的一位博士生。他的论文能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除了自己的努力外，自然与导师的培养有关。是黄光武主持的“鼻咽癌的早期诊断及其综合治疗的研究”项目，给他提供了参与瑞典Karolinska医学院微生物学与肿瘤生物学中心合作的机会。

    2004年11月，张哲在导师的支持下赴瑞典Karolinska Institute学习半年，开展CDH13、CHFR等多个基因甲基化及多重甲基化PCR技术的开发研究，2005年5月回国。回国后，他在黄光武教授的指导下，建立鼻咽癌表观遗传学的研究平台，开展鼻咽癌中RASSF2A基因的转录失活机制的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他们与瑞方合作研究发现并报道CDH13、RASSF2A等多个抑癌基因与鼻咽癌密切相关，目前已在国外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两篇；同时，在利用甲基化的基因对鼻咽癌进行早期诊断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利用该技术，他们目前已经能够在少至2.5个肿瘤细胞内检测到多个肿瘤相关基因的甲基化改变，成为国际上掌握MSP技术最好的研究小组之一。张哲的另一篇论文，也于近日被SCI收录的头颈肿瘤外科杂志Oral Oncology录用，并于近日顺利地拿到了博士学位。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张哲的成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培养近年来上了一个新台阶。而研究生教育水平的提高，也说明该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加强，教学、科研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正如黄光武说的“打铁还得自身硬，要培养出好学生，导师的人品、学识自然要求更高”。

    黄光武，1981年、1987年和1994年曾三次作为访问学者，留学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和琉球大学医学部，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多年来，在从事耳鼻咽喉科学的临床、教学工作中，他根据广西是全国鼻咽癌高发区的事实，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于鼻咽癌的浸润、转移机理及综合治疗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鼻咽癌等头颈癌的浸润转移机制方面，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近年来他在国家科学基金资助下，通过实施“树突状细胞EVB抗原与鼻咽癌特异性T细胞反应研究”，建立了分子细胞实验室，为鼻咽癌研究创新搭建了新的平台。利用这个平台，其研究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为寻找有效提高鼻咽癌病人细胞免疫的方法，增强患者机体的特异性抗体和免疫功能，提高疗效、缩短疗程及减轻放化疗毒副作用，提高生存率，在理论与实践上打下基础。

    在提高自身学术水平的同时，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支拥有8名博士、6名硕士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科梯队形成；研究生教育有了新的突破，2003年获得博士学位点，成为该校第3个有博士学位授权点学科。利用这个平台，近年来已培养了3名博士和多名硕士。同时，进一步拓宽了合作办学、合作科研的路子，目前，已有15位研究生先后到国外进修，有一位博士生在中科院病毒研究所进行了合作研究。

耳鼻喉科学博士点

    “牵张成骨”第一人

    在2006年2月23日广西科学技术大会上，广西医科大学口腔医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周诺作为“TGF-β1等多细胞生长因子在下颌骨牵张成骨中的表达研究”项目负责人，从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郭声琨手中接过了2005年度广西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证书。虽然是二等奖，但周诺却显得格外激动，因为这是广西口腔医学界迄今获得的最高科技奖项，标志他的牵张成骨研究工作由此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牵张成骨术，1905年提出后经不断研究改进，到50年代逐渐用于骨科临床，80年代后期开始在颅颌面领域进行试验研究。牵张成骨是将骨完全切开，保留软组织附着和血供，用牵张器固定两端，逐步施加拉力将骨段牵开，以达到骨延长的目的。

    1996年，周诺应素有“正颌外科之父”的国际著名的正颌外科专家Bell教授邀请，赴美国开展牵张成骨技术的研究，成为我国参与该领域研究的第一人。

    牵张成骨技术应用在颌面的研究在国外开展不久，牵张成骨机制至今尚未弄清，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多从形态学进行。周诺1997年底回国后，先后得到自治区科技厅和教育厅等科研基金的资助，在将所学技术应用于颌面整形临床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大胆创新，率先将牵张成骨机制研究的重点从形态学转到分子生物学，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一下步入世界前列。Bell教授听到这一消息也为之惊讶。

    开始的时候，尽管有人对周诺所在医院的研究条件和能力表示怀疑，但他还是积极创造条件义无反顾地坚持下来，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1年，当研究走向深入亟须支持的时候，他获得了国内该领域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TGF-β1等多细胞生长因子在下颌骨牵张成骨中的表达研究”。经过3年的努力，获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内首次建立颌骨牵张成骨和直接延长动物模型；首次在国际上提出，除牵张因素外，微创伤也是牵张成骨的原因之一，牵张成骨是多种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

    应用该研究成果，现已成功地施行了30多例次小颌畸形、颅颌面畸形整形手术。术后，患者在结构、功能和美观上均达到满意。一位过去因下颌面畸形而连门都怕出的女青年，经他采用牵张成骨手术治疗，去年登上了广西民歌节舞台，圆了自己的演员梦。

    由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志愿教授等组成的专家鉴定组，在项目鉴定意见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致认为此项成果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该成果除了在本单位应用外，还先后被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国内兄弟院校引用，得到了同行专家好评。2004年，他还应邀到台湾义首大学作专题演讲，在台湾口腔医学界引起了轰动。

    至今，周诺已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西科技厅、教育厅、卫生厅等科研项目8项，在国内核心杂志发表论文20多篇，培养研究生8名，并入选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流行病和统计学博士点

    申请过程也是研究过程

    “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这是广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国容谈到做科学基金项目体会时说的一句话。

    乍一听，觉得此话有点牵强。但细细体会她讲述这几年申请科学基金项目的过程，却感到她说得很有道理。

    1998年，在德国萨尔州大学医学院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罗国容回到母校广西医科大学。在德留学期间，她所在的实验室创立了分子生物学新技术——重组体表达抗原克隆血清学分析术，并首次从分子水平证明人肝细胞一系列抗原，其中SLP-8P已在国际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注册。

    回国后，就职于基础医学院的罗国容不满足于仅仅完成日常教学工作，立志将留学时所做的科研深入下去，把所掌握的技术拓展到新的领域，同时探讨如何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和临床。

    在学校的支持下，前期研究进展顺利，取得了初步成果。为了把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她想到申请国家科学基金。然而，这之前自己没有申请科学基金的经验，在很多同行眼里也认为申请科学基金项目很难，常常是用了很大劲儿还是拿不到课题，白费劲儿！但罗国容不这样看，她认为申请的结果自然重要，但申请过程也不可小觑，它也是研究的过程，准备申请材料需要查阅大量的国内外资料，了解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写出可行的申请报告。即使申请没通过，也可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对提高自己很有好处。

    于是，她根据科学基金申请指南，结合自身实际，在查阅国内外有关本学科的文献资料、仔细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把申请项目的切入点放在肝癌和鼻咽癌抗原研究上。

    广西是肝癌、鼻咽癌高发地区，寻找、分析其发病机理，为临床防治提供理论依据，是服务百姓、发展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需要。而应用“血清学分析术”进行肝癌研究，在国内尚无人开展，符合科学基金申请指南原始创新要求。于是，她向国家基金递交了“肝癌肿瘤抗原分子生物学及其应用”项目申请，不久便获得批准，列入2000年度资助计划。

    首次申请科学基金就获批准，极大地鼓舞了罗国容。在组织项目实施过程中，她根据研究中发现的新问题，通过查询资料、分析，又拓展新的课题，几年来她4次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次获得资助。

    通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罗国容争取到一批相应项目的子课题经费和配套经费，累计获得教育部、自治区科技厅和教育厅、卫生厅等部门资助相关课题十多项。在这些课题的实施过程中，培养了十多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一批中青年教师的技术职称得到晋升，对所在学科教学科研工作上新台阶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2000年其所在的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学科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成为博士点，2001、2003年先后被评为广西重点学科和广西精品课程。

    “人才小高地”

    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记者看到今年上半年出版发行的两本专著：《肺脏免疫学及免疫相关性疾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顺手翻之，两本书均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前一本的主编是施焕中和中日友好医院教授林江涛，主审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30多名编委成员几乎囊括了我国著名高校、医院呼吸内科的知名专家。后一本为施焕中独著。

    在前后不到半年时间里，两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相继面市，从一个侧面表明，施焕中及所在的研究所在呼吸疾病研究方面步入国内先进行列。这一成绩的取得，一方面是施焕中与他的团队多年来深入研究、不断进取、厚积薄发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科学基金的支持。一项科学基金“关于嗜酸性细胞逞递抗原在哮喘病的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课题，使施焕中在哮喘病发病机制研究方面做出了国际领先的成果：证实白细胞介素-5可直接趋化嗜酸细胞浸润到哮喘患者的呼吸道，其激活释放毒性蛋白，在哮喘的发病机制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嗜酸性细胞在哮喘病中会引起炎症，虽然已是一般的医学常识，但是它的抗原呈递作用却是施焕中首次发现。施焕中在国际上首次观察到嗜酸粒细胞进入血流后，不但能够自血管腔浸润到气道组织并进入支气管腔内，而且还能够从支气管腔内返回到粘膜组织，最后移行到局部引流淋巴结并定位于T细胞区。

    这一创新成果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还有临床价值。其揭示的阻止气道中的嗜酸粒细胞将吸入性抗原传递给T细胞，对于治疗哮喘可能有重要作用。

    至今，施焕中已先后在国际相关医学杂志发表论著、述评22篇，这些论文已被国内外同行引用300多次，由此奠定了他在国内外呼吸学科的地位。

    科学基金项目在成就施焕中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科研团队。这支拥有7名教授、4名副教授，70%以上具有硕士、博士学历的广西临床医学人才小高地创新团队，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人、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人、广西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人，1人入选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人担任3种国际著名医学杂志特邀审稿专家。目前，这支拥有高素质人才的人才小高地创新团队，正在八桂大地上崭露头角、大显身手。

    在施焕中的带领下，近5年来，呼吸疾病研究所共承担科研项目25项，其中国家、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5项，国家“十五”攻关课题2项，教育部科研基金2项；共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二等奖5项、三等奖8项；一篇博士论文还获得2002年度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

    “黑衣壮研究专家”

    “广西医科大学有一位研究黑衣壮的专家”，初闻此讯，记者感到奇怪：医学学府怎么出了个社会学家？见到本人，听其讲述后，才知道他是心血管病专家，因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西黑衣壮族血脂基因多态性与血脂水平关系的研究”成果突出，这才有了“黑衣壮研究专家”的美称，他就是广西医科大学心内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尹瑞兴。

    尹瑞兴是我国自行培养的“土博士”，1999年7月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内科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放弃留在该研究所工作的好机会（是该研究所的定向博士生），自愿回广西医科大学工作，他也是第一个回广西服务的内科心血管博士。尹瑞兴非常重视科研工作，平时能够自觉利用业余时间来搞科学研究。在心肌疾病、心力衰竭、血管生长因子和心血管活性肽的研究等方面成绩显著。撰写的医学论文曾多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交流并获奖。已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200多篇（其中英文30多篇）。近年主持广西卫生厅、教育厅、科技厅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5项。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其族群结构复杂，有布壮、布班和布曼等40多个族群。聚居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边境那坡县境内大石山区的黑衣壮族（简称“黑衣壮”），就是其中一个特殊的族群。他们以黑为美，男女老少都喜爱穿黑色土布衣裤，黑色是其族群的标记，总人口5万多人。由于他们居住的自然环境恶劣，加上有史以来严格的族内婚制，至今仍保存浓郁、独有的习俗与文化。

    近年来通过媒体宣传，黑衣壮逐渐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一时间，黑衣壮的“黑衣服”登上了国际舞台。虽然黑衣壮渐为人知，但人们对其起源、基因背景和流行病学至今了解甚少。

    2004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尹瑞兴从医学、疾病流行病学和分子流行病学的角度，对广西黑衣壮人群高脂血症和高血压的发病情况进行了现况调查，并对其血脂基因多态性与血脂水平的关系做了系统的研究。

    三年来，他带领课题组的同志翻山越岭、走乡串寨，深入黑衣壮村屯取样、调查、研究和分析，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研究发现，黑衣壮人群的血压水平和高血压患病率明显高于当地的汉族人群，而血脂水平和高脂血症患病率则明显低于当地的汉族人群，高血压和高脂血症患病率有密切关系。他们还对高血压和高脂血症发病的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结果对今后开展边疆少数民族高血压、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脑血管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研究论文有8篇在《中华老年医学杂志》、《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和《中华医学杂志》等中华核心期刊上发表；有7篇英文论文在Hypertens Res、Arch Med Res、J Investig Med、Eur J Cardiovasc Prev Rehabil、Eur J Lipid Sci Technol、Clin Exp Hypertens和Kidney Blood Press Res等SCI核心期刊上发表。此外，还有一篇英文论文在第四届欧洲生物老年学大会上交流；两篇中文论文分别在第七届岭南心血管病学术会议暨南方国际心血管病论坛、全国老年人常见疾病防治对策研讨会暨第五届全国老年流行病学学术会议上交流。

    得益于科学基金的资助，尹瑞兴在心血管病研究方面又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广西白裤瑶族人群血脂基因多态性对血脂谱的影响”，并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广西黑衣壮族血脂基因多态性与血脂水平关系的研究”尚未结束，目前，尚有几个血脂基因多态性的研究刚完成或正在进行中。

    科学基金在推进该校发展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得到科学基金资助成长起来的人也很多。让人感受最深的是，随着国家科技投入的增加，这所创建于1934年、具有70多年历史的高校，获得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也在增加。在科学基金项目的带动下，学校科研工作在“十五”期间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全校获得科研课题665项，资助金额2547万元，成果获奖数85项，分别比“九五”增长了73% 、246%和42%；广西临床医学人才小高地落户该校，引进或柔性引进了一批院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已有耳鼻喉科、心血管科、肿瘤学科和肝胆外科等一批学科步入了国内先进行列；取得了“浅低温体外循环心脏跳动中二尖瓣置换术”、“声门癌半喉切除与会厌喉成形术”、“异体拇指移植”等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作为该校科研尖兵的肿瘤学博士点，已先后承担159项重要科研课题，其中国家攻关项目8项，国家“863”高新技术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12项；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235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三等奖各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3项。“感染人乙型肝炎病毒动物模型的建立——人乙型肝炎病毒实验感染树鼩”的研究，还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科学基金与广西医科大学的故事还在续写。校党委书记刘唐威教授说，在党中央把建设创新型国家确定为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目标的今天，高校作为自主创新的重要基地，争取、承担国家科学基金项目不仅是学校发展建设的需要，更是增强地方自主创新能力的需要。因此，我们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还需努力，努力，再努力!

西安交通大学：自然科学基金 催生科研硕果

 与基金的亲密接触

    在西安交通大学采访，对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评审，记者听到最多的两个词语就是公平与公正。所谓公平，是指申请基金时，对申请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都可以申请，然后在同一个平台上比较高低。所谓公正，则是指基金的评审专家在进行项目评审时，没有私心杂念，评审结果让被评者心服口服。

    据获得第六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不久的西安交通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卢天健介绍，早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之前，西安交通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一批老师从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直到1986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改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基金委成立之初，该校即与基金委发生了联系，除了申请基金项目，还派驻兼职人员（如该校机械学院赵卓贤老师）参与了某些学科（机械）的工作。

    当时，西安交通大学申请成功的项目不是很多，而且，平均每个项目的资助额度只有几万元。如当时周惠久院士主持的项目“金属微观组织力学”受到基金资助4万元；陈学俊院士主持的项目“管道汽液两相流动和沸腾传热”受到资助7万元；姚熹院士主持的项目“层状铋化合物的强场电导”受到资助3.5万元。

    卢天健表示，虽然当时资助额度并不是很高，但按照当时社会发展和学校的情形来说，这批资金已经能让相关的研究顺利展开。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正是由于获得科学基金的资助，这几个学科都有很大的发展，并分别在这几位学科带头人的率领下，金属材料、动力工程多相流、电子陶瓷材料发展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的传统优势重点学科。再加上国家“七五”重点扶持、世界银行贷款支持下，分别建成了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精细功能电子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

    再如卢秉恒院士在早期得到了基金委的支持，在快速成形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国内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蒋庄德教授在早期也得到了基金委的不断支持，目前已成为MEMS（微机电系统）领域的知名学者。

    卢天健表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学校的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使得学校的科研水平上了一个台阶，科研水平始终处在国内、甚至国际最前沿，同时又激发了科研工作者的创新思维，使学校的学术研究进入到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西安交大，特别是对理学学科来说，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国家项目中的比例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对理学学科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水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卢天健强调说。

    此外，西安交通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方面与其他学校相比，非常注重加大对基金申报的宣传力度，尽可能地动员与支持广大教师申请基金项目。这种支持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落实到具体的事项上，如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费用统一由学校支付等。

    目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西安交通大学的基础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除了保持在传统的机械、能源、材料和电工学科的优势外，其他学科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同时有一批年轻的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队伍已经形成。国家科学基金受到广大科研人员的尊重和认同，也得到依托单位的高度重视。全校上下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达成共识，认为申报基金项目和承担基金项目是科研人员科研水平、综合实力的体现，获到资助更是一种荣誉体现。形成了积极申报基金的良好氛围。

 

西安交大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

    科学家起步的强力引擎

    谈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卢天健表示，总体上非常满意，尤其是基金项目对年轻人快速成长方面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一方面是重点、重大、群体类项目促成了研究团队的有机形成，进而从整体上提高了学校的科研水平，最终获得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成果。同时，许多青年科技工作者也在基金委的支持下，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基金委一贯支持创新、支持基础研究，使得很多重大的科学发现以及科技进步的研究在起步阶段得到了基金委的不可或缺的支持。

    基金对于年轻人科研工作起步的重要性，该校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荣命哲教授有非常深的体会。据荣命哲介绍，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该校读研究生时他就跟随导师王其平参加了由基金支持的项目，做了大量的应用基础研究，“所以，我基本上是伴随着基金成长起来的”。
    1992年，荣命哲在博士毕业并留校任教的第二年开始申报了自己的第一个面上的基金项目。项目的成功申报给了荣命哲很大的鼓舞，“这对我的科研起步很重要”。他说，当时高校里有许多年轻教师下海，自己没随着“潮流”走，一方面是对学科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是有了基金的支持，项目得以顺利开展，更加坚定了自己搞科研的信心。此后，荣命哲还申报并获准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在基金项目的支持下，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可分离电接触”理论体系；提出了“基于触头和操作机构对开关电弧调控”的新方法并予以实现；创建了全面考虑“自能膨胀式断路器电弧能量作用过程的分断电弧磁流体动力学模型”并成功应用于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压电器产品的开发。科研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项。荣命哲本人也荣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陕西省优秀留学回国人员”、首届陕西省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奖、第九届中国专利优秀奖和中国首届“发明创业奖”。如今，作为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接触与电弧专委会秘书长、电力设备电气绝缘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荣命哲在电器电弧物理与电接触理论、成套电器设备状态检测与故障诊断以及电器测试技术与仪器的研究领域已经走在世界科学的前沿。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的苏秦教授比荣命哲接触基金的时间稍晚，不过，作为“软”工程方面的专家，她同样与基金有着很多接触。1997年，苏秦开始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从1998年成功申请到基金的青年项目至今，他先后获得基金委4项质量管理领域的项目资助，所受的资助强度逐项提高，这反映出国家对科技和科技项目的投入逐步提高，且“十五”末、“十一五”初科技投入有较大的增长。

    苏秦表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资助扶持并引领我从一个青年教师成长为质量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对我科研水平的提高和研究成果的获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青年基金项目的设立，对刚刚独立进入研究领域的青年人成长和成熟非常重要，且对青年人的影响和激励深远。

    而苏秦也以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回馈了基金。她承担的青年项目“敏捷制造环境下的质量管理模式研究”2006年6月获得陕西高校科技一等奖（软科学）；“基于过程的软件质量管理方法研究”的主要成果形成的报告《软件过程质量管理》获华夏英才基金支持出版学术著作初审通过（正在最后评审阶段）。同时，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苏秦成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入选者（2004年），当选为陕西省十届人大代表、中国质量协会理事。对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她表示希望能继续关注并加大对青年项目的支持，关注对专家评审意见截然不同的项目的遴选和资助，不断促进研究领域和研究本身的创新。

    曾任英国剑桥大学固体力学系高级研究员，2001年归国后入选西安交通大学“腾飞人才计划”特聘教授的西安交大航空航天学院陈常青教授也对基金怀有很深的感情。陈常青表示，同其他老师相比，自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在基金资助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2003年，陈常青申请成功了自己的第一个基金项目，资助金额有20多万元，“这对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青年学者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一方面这笔钱解决了燃眉之急，用来购买试验所急需的材料和试验器件，从而使得我能开展拟定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基金在高校的良好声誉，获得基金也就意味着国内同行对自己以前和即将开展的工作的认可。”

    一年之后，陈常青申报的“非线性压电材料和超轻多孔金属材料的复杂力学行为研究”得到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回想归国后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所得到的资助时，陈常青饱含深情地说：“我自己也深感这与其说是一种荣誉，不如说是同行们对我的鼓励和鞭策。这几年我能静心在‘铁电材料和泡沫材料的多场和多尺度耦合行为’上做一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自然科学基金的及时资助以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宽松管理模式。”

西安交大电力设备电器绝缘国家重点实验室

    引领科研走在世界前沿

    卢天健认为，基金不仅促进了年轻人在科研方面的成长，更让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走向科研的世界前沿。他表示，这是因为基金要求，申报的项目本身要处于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这实际上给申报项目者提出了一个要求，即要想研究得到基金支持，眼光必须长远，不能被别人牵着走，而是要走出自己的道路，跑到科研的最前沿。

    在这一点上，荣命哲表示非常赞同。在他所从事的电工学科，既是学校传统的优势重点学科，同时也是能拿出来在国际学术界一比高低的优势学科。所以，在荣命哲不断开展基金面上、重点、杰出青年等项目的同时，还举办一些国际性的大型会议，而这种会议也能得到基金的支持。“在基金委的支持下，我们进行了很多有成效的国际学术交流。”

    这样，在基金项目的开展过程中，荣命哲的学科领域无形中培养了一批站在世界前沿的创新人才。与此同时，荣命哲所在学科还与一些跨国企业，如西门子、通用等展开各种合作，使科研不仅能走出去，还能请进来。“这使得我们的学术水平至少处于和国际学术界前沿平行。”

    结合高校的特色，卢天健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注重创新，而高校大多从事的是学术性的研究，工程项目较少，大的科研项目虽然有但不多，因而在这一点上无法和科学院的研究所相比。但是，高校的优势是能在预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上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可以搞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前瞻性的、预研性的项目，为工程项目奠定理论和前期基础，为产、学、研相结合奠定基础。

    结合本人与基金的多次接触，卢天健感受良深。在剑桥期间，卢天健即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与国内学术界的实质性合作，并担任基金委海外高级评审专家，接待了数批基金委到英国的考察团。正是由于基金的支持，使卢天健深刻意识到国内科研环境的大幅改善，以及将个人科研与国家目标需求相结合的迫切性，增强了卢天健在海外读书、工作、生活了17年后全职回国服务的决心。卢天健2003年起任西安交通大学特聘教授，2004年起经过国内外公开选拔担任西安交通大学主管科研和学科建设的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及校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回国后，卢天健作为首席科学家承担国家“973”项目及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和重点项目各一项，是教育部和国家外专局“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划）负责人。在这些项目的支持下，卢天健积极从事力学、材料学、传热学、声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的综合交叉基础和应用研究，在主要研究领域：超轻型多功能金属材料、智能材料、电子元件热处理、噪声控制、优化设计、结构可靠性分析、生命科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世界先进成果，2006年荣获第六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和第九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学校举行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工作动员大会

    只要是基金委的事一律答应

    在采访中，记者还碰到了一位比较特殊的教授，因为他说：“只要是与基金委有关的事情一律答应！”他就是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孙军教授，是一名由基金培养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教授，曾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资助，现为国家“973”计划“材料介观性能表征”项目首席科学家。

    孙军和基金委发生联系，是在1995年春节后从加拿大回国到西安交通大学任教后。当时，他一方面要安顿家庭，一方面要启动科研，但是，由于当时的一些条件不能满足需求，甚至工资连维持基本的开销都不够，故一度陷入了困顿和迷茫之中。“回国前下了决心的，但回国后又有些动摇了”。这时，一位老教授提醒他可以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而这时离申报截止时间只有半个月。于是，他赶紧找来相关材料赶写申报书。而在这第一个基金项目申报成功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插曲让孙军感慨颇深。由于他刚从国外回来，对于国内的许多东西都不太了解，申请项目资金时只写了7.5万元。事后得知，会议评审时一位评委表示，这个项目这点钱肯定不够，结果给他追加了两万元。孙军说：“当时得到这些资金资助非常高兴，对我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所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多，加上在1997年的时候，两位在澳大利亚当教授的好朋友极力邀请他过去一起合作，且提供了很优厚的条件。不巧的是，就在他的签证办好时，因劳累过度他大病一场。就这样，孙军出国的事情被耽误下来。不过，这一耽误，让他与基金委的联系得以延续下来。在随后的日子里，孙军的多项基金面上项目、重点项目，特别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申请又持续地获得了批准和资助，成为他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孙军表示，在此期间，自己得到的不仅是资金上的资助，而且在人生理念等多方面也同样受益匪浅，特别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程与材料学部金属学科处的靳达申老师给了他许多忠告和建议：“靳老师对我们年轻人非常关心、支持和鼓励，他不仅仅是基金委的一个处长，更是我们的良师益友！”直到现在，孙军表示，虽然靳老师已经退休，但他仍然跟靳老师保持着联系。所有的这些，让孙军打消了长期出国的念头，在西安交大扎下根来，“我现在对自己当年的回国已经无怨无悔，即便是中间大病一场。”现在，孙军所带领的团队发表论文等都要标注本课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即便没有明确的项目也要标，因为我们现在的发展离不开基金委最初和随后持续而有力的支持！”

    作为国家“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孙军对科研工作依然保持着诚惶诚恐的态度，“银子是足了，但是要做的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纳税人的钱。”而这一切，孙军表示离不开基金委“播种式的支持”，所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他说：“别的事情我可能会推，但只要是基金委的事情，我一律答应。”

 

西安交大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验收

    愿基金发挥更大的作用

    目前，对于学校申请科学基金工作方面，卢天健表示还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改进。主要表现是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申请书质量不高，资助率有待提高。此外，基金重点、重大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数偏少。不过，2005年和今年学校在重点项目已有所改观，共获得12项重点项目资助，经费达1972万元。目前，学校决定继续加大对中青年科技人员的扶持和培养，力争使交大在今后激烈的竞争中有更强的竞争力。

    对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工作，卢天健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他表示，基金委可以采取限额申报的办法，以便确保申请书质量、评审质量、管理质量和较高的资助强度。从这一点来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数量增长很快，申请书质量不高、平均资助率下降、资助强度增长不大，所以应控制规模、提高强度。如有的项目资助额度较低，会有重复的现象，不如将同类的小项目合并起来。

    此外，卢天健还建议建立结题项目评议结果数据库，对结题项目评估结果进行反馈、公布并出台奖惩办法。如对结题项目完成优秀、主持人具有良好信誉的，可以直接给予连续的基金资助，而不需要再进行申请、评审等，这样能节约一定的资源，同时又能有效地与基金项目的绩效挂钩，鼓励项目主持人往科研领域的纵深方向发展。

    谈到对基金工作的建议时，曾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十年并担任终身讲席教授的卢天健还提到了国外一些科学基金的使用办法，其中有一条就是基金的资助能否用于根据项目需要而招的研究生的生活、学费的资助上。他表示，目前高校研究生的待遇很低，国家发的补贴连一些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使得他们很难沉下心做研究。但是，按照目前基金的使用规定，导师又不能直接从科研经费里面拿出钱来更多地资助他们，因而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而国外的办法是，项目所需要招的研究生，其生活费、学费可以直接开列在申请书的资金使用里面，由资助的资金负责这部分费用。如果国内也采取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给研究生解决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使得研究生能安心搞科研，另一方面，导师要资助学生也能符合有关规定，不至于处在两难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