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论文与论文抄袭深度思考之一二

发表论文与论文抄袭深度思考之一二

　　

生物通综合：

量化崇拜难出学术大师  
曹卫东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都在积极推进量化考核，就是把学者的研究成果量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数字，并将这些数字与学者的切身利益挂钩。表面上看，这种方法简单易行，是一种合理甚至公平的学术评价机制；但事实上，这样做是把复杂的智力劳动简化为单一的机器生产，抹杀了个人创造潜能的多样性。
　　在这种评价机制下，追求数量的简单增加成了一些学者的唯一目标，而学术思考的深刻性、学术研究的创造性等被放到了次要地位。于是，一种学术拜物教粉墨登场了，这就是对SCI、CSCI等中外不同引文索引系统的崇拜。调查显示，国内绝大部分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都有类似的规定，凡是学者们发表的学术文章被收入了这些引文索引系统，在量化考核时就会比收入普通学术杂志的文章高出许多的分值。一时间，对于这些引文索引系统的盲目追逐，已经使得学者们沦为了生产论文的机器。

　　不仅如此，在数字化考核的驱使下，学术界还出现了畸形的恶性竞争。面对量化考核制度，学者们很难进行自我确认，他们的研究成果随时要接受数字的检测，学者们的自信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加之量化评比和个人利益关系密切，学者们迫于无奈，只好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到了争取课题和经费上。这样的恶性竞争不仅没有促进学术的发展，反而使许多高校教师产生了心理上的职业倦怠情绪。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孕育和产生一位以研究为旨趣，以思索为乐趣，以研究为事业的学术大师，又谈何容易呢？

　　众所周知，即使同处于一个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当中，学者们的成长道路、学术风格、思想路径都是不一样的，无法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他们。学术的发展需要有良性的学术生态循环机制，这包括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以及宽容的学术舆论和社会舆论环境。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成果往往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并不需要被量化为一些可以相互加减的数字。

　　因此，对于我国学术界，当务之急是要积极寻求学术评价的制度创新，尽快驱除数字化的幽灵，营造自由、自信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宽容的社会氛围。学者的研究应充满“社会关怀”，而不是“社会追求”；应得到“社会的关注”，而不是“社会的苛求”。

研究生为何仍然热衷花钱买版面？ 
 
当得知学校取消了研究生必须公开发表一篇论文才能毕业的规定时，夏海（化名）非常高兴。夏海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一个喜欢实践但不擅长写论文的男生。“我的兴趣和专长并不在于论文写作。取消指标之后，我会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夏海满脸愉悦。

　　人大是今年7月份宣布取消“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的硬指标”的7所高校之一。

　　而张萌（化名）就不像夏海那么兴奋了。

　　张萌是华中某高校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事实上，这所高校也是今年7月份宣布取消硬指标的7校之一。但是，这个硬性指标的取消，并没有让张萌感觉轻松。

　　奖学金评定引发论文大战

　　据张萌介绍，她所在的院系对奖学金评定的方案如下：期末考试成绩的平均分乘80％，加上各种不同级别的论文加分。这些论文发表的期刊级别和所加分数分别为：权威期刊，每篇10分；核心期刊，每篇6分；学报，每篇6分；其他全国统一刊号的刊物，每篇4分；增刊，每篇2分；院内部刊物，每篇2分。“当然，哪些刊物属于哪种级别都是由学院内部的学术委员会评定的”，张萌说。

　　由于论文所加分数是直接加上去的，不像考试成绩那样要再乘以一个百分比，因此，论文发表的数量就显得格外重要。

　　“即使你成绩再好，比如平均分比我高5分——事实上这也是很难的，大家在成绩上的分数差距根本不大，乘以80％后，也就只有4分了。如果我比你多发表一篇论文，就很可能超过你的总成绩。”张萌说，“事实上，如果没有发表论文，得奖学金的几率几乎是零。”

　　据了解，这所高校的奖学金分为全额和半额，全额8000元，直接抵当年的学费，半额4000元。由于奖学金的金额不少，为争取拿奖学金，花一些钱买版面发论文似乎也很值得。“当然，有些好的刊物你想花钱买版面也买不到，但大多数刊物，只要你肯花钱，发表论文简直轻而易举。”张萌解释道，“一般发一篇论文要花300~600元不等，如果发了3篇，就很可能拿奖学金。发3篇论文最多也就花将近2000元，而半额奖学金就有4000元。这样算起来，也是很划算的。”

　　张萌说，院里评定的奖学金覆盖率只有40％左右，为争夺奖学金，很多同学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而让张萌最看不过去的是，有些同学为了拿奖学金，想尽一切办法发论文。“简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随便找一个刊物，很多居然是非专业的期刊，花点钱就发了论文。我们是学新闻专业的，而有些人为了拿奖学金，论文都发到什么计算机杂志啊或《当代经理人》上去了”，张萌感到闷闷不乐，她对学院的奖学金评定方法颇为不满，“奖学金评定跟论文挂钩自然不算过分，甚至还可以给我们带来研究和学习的动力。但现在的评定标准有些机械。不过也有这样的同学，他们根本不屑于用这种手段获取奖学金，宁愿自己掏学费。”

　　狂发论文只为找工作

　　“小天（化名），你好，来稿已收到。但由于我刊积压了大量来稿，很多评职称的文章等着发表，因此版面较为紧张。一般情况下，对于能收取版面费的文章，我们将会优先编发。你若有意，可拨打……”这是小天一个月前给某学术杂志投稿后，杂志社回复的邮件。

　　小天是武汉某高校的研究生，正面临毕业找工作，筹划着用各种方式提升自己的个人竞争力。

　　“因为要给自己多留几条后路，多一些选择机会，所以实习、发论文等都要顾及到。”小天说，“虽然有过工作经验，但是万一进不了公司，还可以去高校，而进高校就对发表论文有很高的要求，从质量到数量。”

　　迄今为止，小天已经公开发表了7篇论文，花了1500元的版面费。“当然不是为了拿奖学金。院里的奖学金最多也只有1500元，我花的版面费都跟奖学金等价了”，小天说，事实上，院里并没有“学生必须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硬性规定，但班上很多同学都花钱买版面发论文，大部分都是为了找工作，追求一个比较优势。其中有个同学，在研究生期间一年就发表了11篇论文。

　　“其实，研究生取消发表论文的规定对制止学术腐败没有一点意义，但是对学生有意义，学生没有了发表论文的压力。虽然已经没有了来自学校的压力，但找工作的压力依然巨大，因此也就迫使着我们跟随着这个大潮流走。”小天很无奈。

　　硬指标没了是否就能混文凭

　　人大校长纪宝成曾提出，现在许多学校的“论文指标”都是自行规定的，当时主要是为了督促学生学习，避免“混文凭”。此外，因为有评估中心统计各校每年论文发表数量，所以，高校便逐渐开始功利性地重视论文发表情况。

　　自然，取消“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的硬性规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只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从而造成学术浮躁的问题。学生也没有必要再在发表论文上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

　　而事实上，取消研究生必须发表论文的硬性规定是跟客观形势变化相关联的。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强月新教授介绍：“以前研究生是3年学制，而且学生规模小，研究生的定位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所以要求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是有其合理之处。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学制从3年改成了两年，而且招生规模扩大。另外，一些学术刊物也开始变味，出现了增刊之类的形态，所以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规定应该根据学校、专业，甚至学生的性格而定。比如说，有的学生想读博士，那么，发表论文就显得很有必要。”

　　有人说，取消研究生论文指标是一个好的开始，但相对于学术界和高校教育的全盘改革来说，这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如何完善、改进相关机制，公众期待更大的步伐。
 

学术著作为何出版难？
 
　　近日，学术出版界传来一则令人欣喜的消息：由著名学者季羡林担任总主编的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自１９９３年启动以来，已有１０１部问世。

　　丛书由１０个部分组成，国内有１００多名东方学研究者参与了编纂。

　　在为“百册”成绩感到欣喜的同时，还有一个消息令人不安――筹备之初，丛书编委会提出：要在１０年内出齐５００种６００部著作，可１３年过去了，这个目标没能实现。到底什么时候能出齐，谁都说不准。

　　学术价值有目共睹

　　问世艰难出人意料

　　１０月底，有关人员去医院探望季羡林，一谈到《东方文化集成》，老先生就很兴奋，说百部著作出版尽管只是初步成果，但“真不容易……这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和利，而是为国家弘扬和繁荣东方文化”。

　　我国的东方学研究始于２０世纪初。１９９３年，望九高龄的东方学奠基人季羡林亲任总主编，正式启动了《东方文化集成》的编纂工作。丛书的顾问团阵容强大，由２０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组成，包括柳存仁、杜德桥、韩素音、饶宗颐、池田大作、马悦然、杜维明、王元化、任继愈等。筹备之初，丛书编委会“豪情万丈”地表示，要在“１０年内出齐５００种６００部著作”，并制定了“中文”、“英文”及“所在国文字”三步出版计划。

　　据丛书副主编张殿英介绍，在《东方文化集成》已问世的百余部著作中，有不少是国内有关学术领域首次面世的作品，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个别著作还荣获了外国总统奖，并被收藏进美国、韩国、东南亚等地的国家图书馆。

　　虽然学术成就有目共睹，但《东方文化集成》的出版之难却出人意料。

　　“直至住院之前，季老都在为钱的事奔波，这套丛书的出版是季老一生最关注的事，也是碰到的最大的钉子！这个钉子主要是经费问题。”北京大学东语系原主任陈嘉厚感叹。

　　据陈嘉厚介绍，丛书启动至今，经费捉襟见肘，完全依靠季老个人的“化缘”。虽然编者分文不取，但出版计划仍然一拖再拖。“许多出版社都承认书的学术价值，但最终都无疾而终。”

　　出版经费粥少僧多

　　民间资助未成风尚

　　《东方文化集成》的遭遇并非个例，学术著作出版难已是业内共识。“学术著作的读者有限，定价又参照市场平均价，导致销量不高。这是目前很多出版社在没有经费支持的前提下，不愿意揽学术出版的原因。”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部主任周绚隆分析说。   

　　据了解，目前国内学术著作的经费支持，来源主要是国家、省、高校的社科项目经费，这部分经费相当有限，而有待支持的学术著作又特别多，所谓粥少僧多。“尽管《东方文化集成》的学术成果众所周知，但是根据全国社科项目规划办的有关规则，丛书不能申请经费支持，从操作的角度，只能一本一本地申请，这谈何容易！”

　　也有专业人士建议，应该更多地寻求民间资金的支持，譬如建立出版基金会等等，并呼吁尽快完善我国文化公益事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文化投资和捐赠，以弥补“公有”经费的不足。

　　“社会赞助还没有形成风尚，操作起来很不容易。”张殿英说，以季老之名气，《东方文化集成》的“募捐”过程却也充满艰辛，上当、碰钉子的事经常发生，“目前已经没有任何民间资金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争取政府资金的支持，对规模巨大的学术著作出版来说，是最现实的道路。于是，争取关注和支持，就成为季羡林老先生的一大要务。就在半个月前，老先生还对主持编委会日常事务的张殿英强调，抓紧时间，多方呼吁，让人们知道这件事的价值――“丛书的编辑出版要继续做下去！”

 筑起不端科技论文“防火墙”

去年我国科技论文总数逾15万篇，排名世界第4位，其中医学论文在国内排名第一。但在近日北京召开的“第五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上，来自科技期刊、大众传媒的编辑、记者与科学家认为，我们在庆贺之余还应携手筑起一道阻挡不端论文的“防火墙”。

 

　　科研道德与做人道德一样

　　《科技导报》编辑黄永明介绍，今年3月该报开设一个科学打假栏目，很短时间就收到几十例举报，其中包括抄袭、一稿多投、数据造假等，还有举报各种评奖、申报博士点中的腐败现象。对大部分举报，编辑是无法解决的，能做的是将雷同的论文同时刊出，让读者进行比对。

　　《人民日报》记者赵亚辉说，如果学术腐败、学术造假行为泛滥，自主创新肯定是一句空话。《人民日报》今年做了几篇与舆论监督有关的科技报道，影响最大的就是针对四川大学魏于全院士的七问“论文迷局”。文章发表后引起各种各样的反馈，显现中国科技发展中各种各样矛盾的缩影。

　　“科研道德和做人的道德是一样的，对不端的行为，不管是哪一种都要严惩不贷，绝不姑息。”为中国争取到人类基因组计划1％任务的杨焕明教授说，任何社会公民，特别是对社会影响比较大的科学工作者，应该受到社会监督，尤其是媒体的监督。现在全国上下对科学寄予很高期望，科研人员压力很大，拿不出成果就拿不到资金，就活不下去，因此才造假。这个观点值得讨论，不管哪种社会背景、哪个民族文化，科研人员都不能超越普通人的道德底线。

 

　　科技论文打假是多还是少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说，近一年来，媒体对一些科技造假不端行为的报道非常多，给公众造成问题非常严重的印象。他认为，问题确实存在，但绝对没有宣传得那么严重。防范科技论文作假，编辑要负起责任，有全文的论文数据库很多，对哪篇文章怀疑可以到数据库中查。

　　赵亚辉认为，目前媒体报道学术腐败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而且太少了。现在科研人员，特别是好的科学家要做大量研究工作，不愿意花时间做科技打假，有不少科学家怕“沾水”，甚至不愿意接受采访。

　　对此，《南方周末》李虎军很有同感。他说，很多不端行为是科学家自己内部揭发出来的，但给采访造成压力的是科研机构。如某医科大学的教授弄虚作假，当时我们想采访，但一是校方不答理，因为这些教授可以申请到更多的科研基金；二是很多科研人员把高水平论文投到英文杂志发表，媒体和学术期刊沟通不够。

 

　　学术造假处理比较难

　　《科学》杂志独立撰稿人郝炘说，造假论文如果没有内部人举报很难发现，因为大多数媒体没有专业能力识别。例如，美国一个论文造假10年之久的人，被联邦法院判监禁一年零一天。他造假在内部小有名声，别人看他的数据挺合理的。中国论文造假，只要不被发现代价相对小，有时候一两篇论文成功还可以当院士。

　　杨焕明说，科学家也是人，也受环境等因素影响。我有一个学生造假，是我首先发现的。我要处理时，领导说，都是熟人，千万不要处理，因为处理他单位也要受影响。我们的机制应鼓励打假，而不是回避矛盾。

　　郝炘介绍了《细胞》主编接受采访说的一段话——整个学术界学术造假是非常小的一部分，99％甚至更高比例的研究人员还是非常认真的。在他做主编的3年中，仅怀疑一篇论文有问题。编辑部将论文送到美国国立仲裁机构，让他们作出公正的判断。要证明一篇论文造假，要花很大的人力、精力，编辑部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专业期刊和媒体能否联合打假

　　黄永明介绍了一个成功的例子。在《科技导报》开设学术不端行为举报信箱栏目前，收到一篇举报论文抄袭的信，他们把两篇论文找来一起刊登对比，没有下断语。《中国青年报》记者跟进，做了深度报道，与常理不同的是，前面的论文抄袭了后面的论文。两篇论文作者原来是朋友，一个在读博士，为了毕业论文，借用了朋友的文章。后来两人关系破裂，就出现了问题。他认为这次联手打假很见成效。

　　北京大学分子研究所周正说，国内科研人员大都比较畏惧媒体，因为一旦说话稍微过头，会引起同行反感。1991年，我在德国做博士后时，实验室一位教授得了诺贝尔奖，他镇定自若地接受了各大媒体记者的采访。当时我不明白，这个成天做实验、看着非常腼腆的人，怎么一下子就不一样了。现在想明白了，科学家拿了老百姓那么多钱，应该向大众有所交代。一个多星期前，美国很重要的一个杂志来采访我，相对来说我不太害怕他们，但我比较害怕国内媒体。虽然科学家有义务通过媒体向百姓交代，关键是怎么合作更好。

　　赵亚辉说，现在是恶性循环，科学家怕和记者说话，越不愿意说，记者就越乱写。怎么才能变成良性循环？媒体要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科技记者队伍，采访把握“度”，报道出于公心，写出来的东西尽量可能严谨、准确。再就是，要有专业的顾问，不懂的东西一定要请专家把握，如果每一个记者和编辑这样要求自己，这个队伍的素质就提高了。其实，科技记者和科学家的道德标准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