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三堆：培育最棒的棉花

　　

三十四年前，一个农家孩子从山西泽州县巴公镇渠头村满怀希望地走出去，一脸的纯朴与执着，那时，他是一个炉前工。
　　三十四年后，当年的孩子站到了亚洲生物技术论坛大会的讲坛上，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倾听着他的报告。

　　他的研究历程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奖项和称呼：技术发明和科技进步奖9项；申请发明专利15项，其中6项已获中国发明专利证书，并且2项分别获得国家专利金奖和优秀奖；1992年农业部授予他“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

　　他研究的转基因抗虫棉平均减少化学农药用量70%%以上，棉农种植他的抗虫棉每亩增收节支合计约140元，至今累计推广面积达1.23亿亩，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超过172亿元。他的转抗虫基因三系杂交棉在推广应用后的增产量与目前我国1000万亩棉田的总产量相当，等于再造大半个长江流域棉区。

　　他就是誉驰中外的农业科学家，中国农科院分子生物研究中心分子生物学研究室主任郭三堆，至今他的简历政治面貌一栏上还是两个字：群众；学历一栏上也是两个字：大学。

　　“和农民在一起，我感到舒服”

　　见郭三堆那天，太阳低低得挂在天上，湖面上静得连一点波浪都没有。在北京，湖是很难见着的，农科院里却有一个。郭三堆就在湖边不远的灰色大楼里工作，这幢楼的名字叫“重大工程楼”，是个很让人诧异的名字。

　　高高的书柜把不大的房子隔成了两半，外面是会客室，里面就成了书房，郭三堆在这个小书房里工作。

　　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郭主任到棉花田地去了，马上就回来，您先坐会儿，我是张锐，郭主任助手。”

　　这个小姑娘就是张锐？在与郭三堆的通话中他曾介绍说他有一个年轻的博士，现在已经是副教授了，难道就是这个小姑娘？

　　她果然就是张锐，果然就是郭主任电话中的那个副教授。

　　“我跟着郭老师七年了，他给我的影响也许七十年后还能在我身上起作用，如果我能活到那个岁数的话。”这是张锐和我说的第二句话。

　　按理说，到了老郭这个层次，平时看看学生论文，指导一下学生工作，开个会什么的就好了，“但是现在他还是天天往棉田里钻，一个月得有过半的时间呆在地里。做咱们抗虫棉研究的，大太阳的你也不能下来，越热越得呆那儿，别说像郭老师这么大年纪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受不了。”

　　正谈着呢，郭老师就回来了，一身劳动服装，起着毛球的棉上衣，袖口的线早开了，泛白的牛仔裤，破旧的皮鞋，不像个博导，也不像个研究员。

　　“我是个普通的劳动人民，一年最少得花三四个月的时间和农民朋友在一起，我祖父是农民，我父亲是农民，和农民在一起，我感到舒服，常常能给我工作的动力和研究的灵感。”郭三堆说。

　　老伴也是搞农业研究的，两个人当年一起从中科院出来，在一次会议上认识的。

　　“这些年来，没有老伴在我身边这条路我根本走不了这么远，对我工作的支持，对家庭的照顾，这辈子如果一定有一个人要我来感谢，我会首先对我老伴说声谢谢。”郭老师动情了。

　　儿子现在在澳大利亚上学，学计算机，觉得爸妈的工作太累，不愿意走父亲这条路，“当然我更愿意这样的选择是他自己的兴趣所在，其实他也很能吃苦的。”

　　“不能解决百姓疾苦，科学的意义何在”

　　“在我们国家，棉花不仅是一种经济作物，更是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物资，棉花和纺织品也是我国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之一，可以说棉花生产的兴衰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郭主任指着墙上的中国产棉区地图对记者说。

　　而记者从国家有关部门获得的数据也证实了郭三堆的话，仅2004年我国原棉及棉纺织品出口创汇就达920亿美元，占我国当年出口创汇总额的20%%。

　　然而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北方棉区棉铃虫连年大暴发，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仅以1992年为例，北方棉区减产皮棉160万担，直接经济损失50亿元，严重打击了植棉业与纺织业的发展。

　　“为了消灭棉铃虫，大量使用有毒农药，又会污染农田生态环境，损害棉农的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郭三堆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件故事当年感动了他，而今也让我肃然起敬。

　　有一次郭三堆带队到河南棉区作调查，一个老人带着自己十来岁的小孙子给棉花打药，听说研究抗虫棉的人来了，老人走到他们跟前说：“中央来人了，来救我们来了”，然后眼泪就下来了，就再也说不出话来。原来老人的儿子、儿媳前两年都在给棉花喷农药时中毒死了。

　　“老人七十多了，还要抚养孩子上学，非常不容易，我真觉得惭愧，我应该为农民们做点事情的，如果科学不能解决百姓的疾苦，那么科学的意义何在呢？”

　　回来以后郭三堆加快了对抗虫棉的研究步伐，老人的故事一直激励着老郭和他的团队。

　　“祖国需要我，我应该回来”

　　“我国有一亿棉农，如果可以不用背着药筒，手持喷雾器在棉田里喷药该有多好？”这是郭三堆的理想，也是目标。

　　1984年郭三堆随范云六院士调到了中国农科院。没有现成的实验室，他们就借土肥所常年放仪器的一间仓库，整理打扫干净，他设计电源线路，上街选购实验仪器，买不到的就找来材料又是焊又是锯，自己鼓捣出来。分子生物研究室成立，我国的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正式开始了。

　　然而抗虫棉的研究牵涉到害虫基因结构和功能等许多方面，那时我国这些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必须到国外学习先进技术。于是1986年，郭三堆去了法国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在生物学研究领域巴斯德研究所享有盛誉。在这个学术圣地郭三堆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科学的营养，渴望回国继续自己的事业。1988年初，他拒绝了法国许多公司的高薪挽留，用自己在法工作最后一个月的薪水买了国内紧缺的实验用品，踏上回国的旅程。

　　郭三堆说：“我是个科研工作者，虽然科技是没有国界的，但哪个国家先研究出一种先进技术和高科技成果，肯定首先对你的国家是最有利和受益的。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深知农民的辛苦和负担，祖国需要我，我应该回来。”

　　“做就不能半途而废，拼死拼活也要搞成”

　　这些年来，自主创新一直是整个社会的热点，而由郭三堆主持的转基因抗虫棉研究正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当美国的抗虫棉已研究成功的时候，郭三堆的研究还正走在十字路口，何时成功，能否成功，很多人有疑问，原先一块搞这个项目的六七个人，后来只剩下两三个人了。

　　“当时有很多专家就主张直接花钱从美国引来技术算了，然而美国的抗虫棉有它自己的知识产权，要引进，可以，掏1800万美元的专利费吧。而且这种引进还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些转基因植株材料，不是整个专利技术。”

　　作为项目负责人，郭三堆没有动摇：“做就不能半途而废，拼死拼活也要搞成。”

　　他和几个伙伴顶住了压力。在攻关的两年关键阶段，他们24小时呆在实验室，带着行军床，困了，就轮换着打一个盹儿。

　　1993年底，转基因植株培育成功，1994年，进入田间试验，并通过了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的鉴定，1995年申请了国家专利。

　　转基因抗虫棉技术成功了，人们为之欢呼振奋，但有少数人议论纷纷，甚至怀疑郭三堆使用了外国的材料。为了证明这项技术是自己搞出来的，他们又开始了双价基因的研究，这是一项在世界领先的成果。两个基因构成双保险，可产生协同作用，既增强了杀虫效果，又大大延缓了昆虫产生抗性的机会。

　　“我们的双价基因抗虫棉已经研制成功，并通过了国家安全性评价和品种审定，且在河北已经育种推广，专利证书很快就会审批下来，可以说，当前只有中美两国有转基因抗虫棉的知识产权，而我们中国自己的转基因抗虫棉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领先地位，彻底打破了有些人对我国研究力量的怀疑，事实证明我国完全有能力完成基因工程高技术的研究。”郭三堆说。

　　在成绩面前，郭三堆和他的团队没有陶醉而是继续前进，在他们的努力下成功攻克了棉花育种领域抗虫与高产难以结合的世界性难题，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抗虫基因三系杂交棉。

　　“转抗虫基因三系杂交棉是我们与邯郸市农科院合作的结晶，不但能够有效抗虫，而且能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增产幅度一般达25％以上。目前，我国约有5000万亩棉田适宜种植杂交棉，若按此推算，理论上可新增皮棉80万—100万吨，增收100亿—120亿元，相当于目前1000万亩棉田的总产量，亦即相当于增加了大半个长江流域棉区，这项技术目前国外还没有大面积应用成功的例子，我们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郭三堆自豪地对记者说。

　　■人物档案

　　郭三堆，一九七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一九七五年—一九八四年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八年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从事合作研究。在法期间，因在“杀虫基因的结构与功能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一九八七年底被法国著名杂志ÇaM\''intersse介绍的第一个中国科技工作者。现为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分子生物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