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慕明：科学思想和知识产权

　　

商业意识的入侵在逐渐改变科学自由交流的传统,科学思想变成知识产权的一部分。

在他那尖酸而又煽情的回忆录（“Heraclitean  Fire”）中，著名生化学家Erwin  Chargaff哀悼了传统科学文化的衰落。在他看来，以分子生物学家为代表的现代的科学家，“没有执照地”从事生化研究，把现代生物学变成一个高度竞争性的，商品化的私人企业。科研机构变成了企业单位，科学家也成了企业资产的一部份，他们的价值取决于所能挣到的科研经费，而不是他们科研的品质和贡献。一个科学家终生在实验台前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亲自与自然对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年轻的科学家在刚刚开始独立工作时就离开了实验台，整天在办公室里像经理一样忙着招聘人员，写信打电话，交涉与别的实验室的合作。有些合作在没开始就得谈好条件。一个纯粹基于对自然现象好奇而进行科研的时代似乎已成历史了。

在70年代初，我有机会在伍兹•霍尔(Woods  Hole)的海洋生物学实验室（Marine  Biological  Laboratory，MBL）遇见几个老一辈的生物学家。尽管在生物界已享有盛名，一直到退休时他们还保持湿漉漉的双手。即使是对尚未出道的小伙子，也会像一个孩子炫耀在沙滩上找到的漂亮的小鹅卵石一样,  兴致勃勃地谈他们最新的想法和试验结果。夏季时的MBL是生物学家的麦加。很多著名的生物学家在这里租个小实验室，自己动手做实验。也有些科学家仅仅来参加各种会议和演讲。MBL的夏季最吸引人的一面是自由的科学交流的气氛。在会议室、实验室和距离实验室步行只有几分钟的沙滩上，人们毫无保留地讨论自己的或别人的最新想法和实验结果,或任何令他们兴奋的科学信息。在空气里你可嗅出科学追求的兴奋。

商业意识对于当代科学一个显著的影响就是“知识产权”观念的侵入。许多科学家常常宣称某个想法是自己原创，即使这个想法在他心中原是很含糊的。基于“保护知识产权”,有些科学家有意隐瞒一些科学信息。科学会议的演讲者通常只报告他们已经发表或是即将发表的结果，因为怕被别的科学家“剽窃”。也经常能听到一些科学家宣称别人偷了他的想法去做实验。有些科学家甚至规定学生不能把实验的细节告诉任何人，即使对相邻的实验室也要保密。造成这些科学风气变化的原因显然是科学界日益增强的竞争--  包括竞争有限的科研经费、在少数高水平杂志上发表论文、或者争一个好的工作职位。这在科学界造成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把”科学思想”看作自己的“知识产权”的一部分。

什么是科学思想？在科学发展史中，可以说出几个改变了科学面貌的有重大突破性的科学思想。爱因斯坦的时空不变性，Heisenberg的测不准原理，Watson和Crick作为DNA结构和复制基础的碱基互补原理---这些思想清晰地反映了某位科学家在特定时刻独特的富有原创性的洞察力。但是绝大多数的科学思想是很难追根寻源到某一人。多数科学家的“科学思想”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综合了别人的想法——从通过读别人的文章，聆听会议的报告，或者与同事及学生讨论中得到的。

科学交流最重要的一面不是交流已发表的结果，而是交流一些新鲜的、半生不熟的思路和推测，和一些尚未发表的初步发现。在MBL的经历中最令人兴奋的就是能沉浸在科学家之间的自由交流之中。有些想法和新发现可能是荒谬的或不可靠的，也可能是会触发灵感的，也有一些可能直接和你的研究有关。如果你从某人得到一个思路，在此基础上做了实验，你只需要在最终发表论文时答谢他的建议和讨论。在实验科学中，可以说“科学思想是廉价的”，主要成果应归功于那些成功地设计并做出实验的人。毕竟大部分的科学交流都是双向的，你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些想法，同时也相应地传于别人一些你的想法。长远来看，这种交流促进了科学家个人的进步，也促进了整个领域的发展。每年夏天戈登会议(Gordon  Conferences)  的主旨就是要促进科学思想和未发表结果的交流，可是近年来这个主旨已经被竞争和保密的意识给冲淡了，许多报告者也基本只提及已发表的结果。

电子信息时代的来临促进了科学信息的流通，但是科学的自由交流，尤是未发表的想法与实验结果的交流，已变为即将逝去的传统。科学上的生存竞争与个人荣耀的争夺是否将驱使我们新一代的科学家成为精明的商人，使科学界变为全球性商业世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