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益：警惕医学科学研究的四种“病”

　　

 我国医学科学研究面临四个问题：

    问题一，生活质量提高与生活环境恶化。随着物理、化学、生物等致病因素增加，全球变暖、臭氧层扩大、强紫外线影响，酸雨、荒漠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在人类疾病谱中，约20%是纯人类遗传性疾病，约20%是纯环境性因素致病，约60%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导致的综合性疾病。

    问题二，预防为主的正确方针与落后现状。预防为主的方针未得到有效贯彻，现实中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依然十分突出，对预防环节的重视程度、资金投入、成果评价、人才评估都有所欠缺。

    问题三，基础医学的进步与医学模式的倒退。医学模式在20世纪上半叶为生物—医学模式，下半叶转变为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与导向使医学向微观倾斜，宏观放松。基础医学进步，医学模式倒退。结果出现了小问题越做越深、大问题越做越少的医学科研现象。

    问题四，疾病谱的变化与人们认识的固化。20世纪上半叶是传染病时代，如寄生虫、细菌、病毒等；20世纪下半叶是躯体疾病时代，如癌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创伤等；21世纪上半叶是精神疾病时代，如重症精神病、儿童行为问题、酒精滥用、海洛因瘾、老年精神疾患、学生心理障碍、自杀等。

    老的疾病有待攻克，新的疾病不断产生。寿命延长，老年病增多，如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病，慢性支气管炎，肺心病，糖尿病，骨质疏松病，骨质增生，冠心病等。过去只有疯狗病，近年来出现了疯牛病、疯羊病、疯猪病、疯鹿病等。“疯病”都是神经系统，特别是脑细胞的病毒病。但研究者对精神疾病的关注程度还远远不够。还有环境因素疾病、文明病、富贵病……

    我国医学科学研究工作应当切实面向社会发展需要，做那些“有人要、没人搞、我能搞”的选题，在研究中“该引的引、可仿的仿、能创的创”，努力跟踪医学科研前沿，警惕过分提倡创新而导致的创新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