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昌绪院士谈中国的院士“情结”

　　目前两院院士增选正进入评审阶段，保证院士增选质量和现有院士队伍的质量等问题再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据统计，经过资格审查，今年够资格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分别为295名和526名，而根据各自的《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两院增选名额不超过120人。

    5月18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发布《关于印发学部主席团〈严格坚持标准，客观公正评审，确保2005年院士增选工作质量〉决议的通知》；9月1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发布《关于2005年院士增选工作中反对不正之风、重申选举纪律、保证选举质量的通知》，再次重申院士增选纪律、确保2005年院士增选质量。在院士增选年，连续发布通知，向院士强调院士增选的纪律，这还是第一次。

    “中国工程院刚成立的时候，我和原工程院秘书长等同志到美国考察。我们到麻省理工学院，问校长有多少工程院院士，校长说不上来，他说有那么三四十个吧。我后来一查名单，有76个，说明他们并不把院士看得那么重要。”85岁的两院院士、工程院发起人之一师昌绪对10年前的这次访问记忆深刻。

    那位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肯定无法预见，10年后的今天，远在大洋彼岸的这片土地上，围绕院士增选和不让候选人增选成功，发生了多少耐人寻味的故事。

    为选院士，知识分子想出各种方法

    现在为了选上院士，各种手段都用上了——

    部分候选人一改过去的“被动宣传”，纷纷花钱在圈内媒体上争相露脸，以期提高知名度，为当选铺下基石；送材料，召开学术活动来介绍自己，“本来学术活动还算正常，让大家了解认识这个人，但有个别候选人在学术活动时好吃好喝再加送礼送钱，让学术活动附带上其他东西，这就变味了”。

    不光是候选人个人，所在单位也在积极地“跑动”，“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增加名额，帮助候选人竞选。派出一些同志在一段时间就以这个为主要工作，甚至连单位党委书记都出面。比如有些部门或单位的院士，限制院士自由推荐院士候选人，只能推荐自己单位的，不能推荐别的单位的。院士推荐候选人时受到行政的干预，不能以其学术成就为主要衡量指标。”

    事物总有对立面，候选人及其单位拼命想上，就有人拼命想不让你上。根据增选规则对候选人进行公示后，一般会有一些投诉。按照对投诉处理的规定，学部会派3到4位院士去候选人所在单位调查，看到底有什么问题。师昌绪认为，“投诉不管署名匿名，总归是好事，是真是假一调查就出来了。过去有一个学部曾接到一个投诉，说某位候选人并不是那个大的改装项目的主要贡献者，只是因为他当官才挂帅。后来派了个小组去调查，发现技术改造大的主意确实是他出的，不是像投诉所说的那样别人做工作他挂名。如果候选人真的有问题，一调查就水落石出了！”

    “本来投诉是正常的，因为学部和有投票权的院士们不可能全面准确了解每一位候选人。”师昌绪加重了语气，“但是，问题就出在过了截止日期的投诉举报，将信寄给每个有投票权的院士个人，而不是寄给学部办公室。接到信的院士总是要看看吧，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也没法去调查，可能就受影响了。8毛钱邮票，扰乱了增选。”本来竞争就很激烈，名额有限，如果几位候选人情况大体相似，被投诉的那个候选人很可能就因此被淘汰了。

    据了解，故意在截止日期过后给有投票权的院士个人寄信的现象以前很少，现在才“冒出来”。记者很好奇地问到底是什么人想出来的，师昌绪说，“哎，想还不容易嘛，知识分子！”

    除了候选人，具有投票权的院士也是关键一方。“在推荐和选举过程中，少数院士也不够公正客观。比如说我和你关系好，就吹捧你；如果和你有意见，那就‘撇’你。有个单位，一个院士与一个候选人有意见，那位院士把这候选人说得一塌糊涂，结果后者没选上。那时候我还有选举权，我想改正，但已来不及了。”师昌绪说，纯粹是个人恩怨而不是学术观点迥异引发的战火已经燃烧到院士增选领域，“如果是学术观点不同，那就争论一下，还比较好解决。遗憾的是并不是这样！”

    另外，院士严格遵守增选纪律也是保证院士增选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个别院士将学部其他院士的评审意见透露给候选人，这非常不利于团结和院士增选的正常进行”，师昌绪说大家都遵守保密规则，工作就好做了。

    院士增选工作难度加大

    “现在本来大家的学术水平就差不多，一起成长的，聪明才智不会相差很大，一起工作，成就也大体相近。不会像以前那样相差很大，一看就很明显。因此很难分辨出绝对高低，互不服气，也就以投诉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师昌绪指出现在投诉增多让院士增选工作难度加大，“以前没这么多投诉，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想让你上，会想各种办法。我不想让你上，也会想出各种办法。”

    这就对院士增选程序提出了挑战。中国科学院学部历来十分重视院士增选质量问题，始终强调“严格把关、宁缺毋滥”的原则。1992年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后来历经6次修改。《实施细则》对院士候选人推荐、学部评审和选举、对候选人投诉的处理等方面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要增选上中科院院士需要“过五关斩六将”。

    首先是推荐，通过院士提名、部门或科协推荐并在本单位或科协一级学会评议会上获得通过。其次是初选，要求在中国科学院学部第一轮通讯评审中获得通过，成为初步候选人之后，进入第二轮评审，产生正式候选人名单。即院士在认真审阅每一位候选人的推荐书、简表以及有代表性的主要论文著作的基础上，集体进行评审，获得通过者最终进入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是选举，由各学部无记名投票，对获得规定票数并符合一定条件者进行投票选举；各学部的选举结果经学部常委会审查，报请学部主席团审议通过后，报国务院备案并向院士书面通报认定，最终入选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不仅如此，院士增选工作还应尽量做得认真细致。师昌绪告诉记者，“我当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时候，曾遇过一件这样的事，即石油系统两位候选人，在一个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中榜上有名，但我们拿不定哪个人在技术上贡献最大。于是我们召开了一个有石油系统院士参加的座谈会了解情况，有侯祥麟院士等人，最后发现那个第一名不是真正做工作的，而是另外一个候选人，于是排名第一的那个候选人就落选了。”

    竞争这么激烈，为什么大家还是对院士增选“趋之若鹜”？因为——

    “当了院士，就等于有了聚宝盆”

    “当了院士，不退休，社会地位又高，就等于有了聚宝盆；不当院士，啥都没的”，师昌绪坦率地指出，正是这个天壤之别，让大家对院士增选“趋之若鹜”。

    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中国工程院院士则是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均具有学术上的权威性，为终身荣誉。

    “当然，首先还是应该肯定院士制度。从1955年成立学部以来，院士制度确实起了不少作用。”师昌绪说院士制度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整个中国的“院士情结”过于浓厚，把院士捧得太高，很多人没选上院士以前很努力工作，一选上院士就变得趾高气扬，整个社会把院士捧得太高了！实际上，院士和落选者之间有一个交集，当然院士平均水平是高的，但是有些非院士不一定比院士水平低很多，院士也不一定就比非院士水平高很多。

    “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把院士抬得太高了。大学、研究所和企业等单位把拥有院士的数量当做先进还是落后的最主要指标，A单位有50多位院士，B单位40多位，A单位院士比B单位多，好像就显得A单位更厉害，地位就高。”

    无限风光在“顶”峰。院士，社会地位高，各种待遇好；能享受房子、车子、奖金等省里、单位各种补贴，在同等条件下更容易申请到重大项目，科研经费充裕；可以参与更多国际交流；集团利益也就得到保障。

    “正因为院士就相当于一个聚宝盆，要啥有啥，所以每个人都想往里钻！”师昌绪指出对比鲜明的是以前的科学院学部委员似乎不太在乎这个，“我是1980年当选学部委员的，1980年以前的学部委员，基本上谁都不太在乎。就我自己而言，我都不知道自己被提名，选上以后我才知道。可能是我们单位写个材料，说清我的学术贡献，报上去，讨论投票，我才得以当选。当时学部委员的学术地位很高，但不和项目经费什么的挂钩，社会根本不当回事。石油化工专家侯祥麟，还有我们金属所所长李薰，这些1955年选出的第一批学部委员都没把选上学部委员太当回事。”

    院士增选也对院士队伍提出了考验

    院士增选，也对现在的院士队伍提出考验——参加候选人召开的学术活动拿不拿那些好处，“如果拿了就是错误的，等于受贿”。更关键的是，推荐和投票选举候选人时，是不是带着公正客观的态度。

    “一个人当了院士以后，有的更谦虚了，这是真正的学者，让人佩服。有的变成学霸了，周围有很多研究员和学生，形成一个学术圈，他们很容易申请到这个领域的重大项目课题，别人很难进入，而且到处招摇撞骗，担任不少职务，还拿人家钱。我也有不少职务，但不拿钱。我要是拿钱，早就成百万富翁了。”

    记者曾在某网站看到一篇文章说某位院士兼职45项，其中有些职务一年可以拿到10万块钱。姑且不论真假，院士兼职早就备受争议。师昌绪说，“没有明确规定院士不能兼职、不能拿钱，只能靠道德自律。增选院士的时候，候选人的学术道德也是重要指标。”

    早在2002年底，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工程院2003年院士增选新闻发布会上就说过，除一般公民应遵守的道德外，中国工程院院士还必须遵守五项道德要求：尊重他人劳动、在学术上有民主作风、抵制不正确炒作行为、慎重对待各类鉴定、评审特别是评奖活动等。

    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分别有一个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加强院士队伍自身建设，监督和强调严格遵守院士增选纪律，处理对院士投诉信的审查等。2001年中科院院士带头发起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进一步向社会表明严以自律、严格自我约束的决心。

    难道不能回到过去，让整支院士队伍都既有学术水平又作风正派？记者为这个问题求证不少人。有很多人对此持谨慎态度，认为整个社会风气都趋于浮躁，短期内难以改变。师昌绪持乐观态度，强调说，只要控制好了两点，就可以回到过去。“不神化院士，没有不正当的投诉行为，这两方面控制好了，院士增选一定可以成功，院士群体还是一支过硬的队伍”。


    记者手记

    记者就院士增选主题采访完师昌绪，再联系到平时的一些采访，感触良多。

    实际上，在老一辈院士当中，功勋卓著、淡泊名利，对国家负责、严格遵守院士增选纪律的感人事例比比皆是。其中，黄昆先生的“我从不作为个人推荐院士”已成为人人称道的“名言”。

    黄昆，1955年当选的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名誉所长，为固体物理学做出了许多开拓性贡献，是我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郑厚植、朱邦芬、秦国刚、夏建白、王阳元……黄昆的同事和学生中有不少人当上了院士。郑厚植院士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虽然黄昆院士1955年就是学部委员(院士)，但从没有在院士增选中不恰当地发挥自己作为“老先生”的影响力，从没有作为个人推荐过候选人。“我当时也是组织上推荐的，不是先生个人推荐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客观公正地发表对候选人的看法。他认为主要还是个人努力，不能靠别人”。

    黄昆从不作为个人推荐院士候选人，主要的考虑是以免让有些人为了买自己面子而投票给这位候选人，而且自己一个人对候选人的情况了解或许不那么全面，甚至因为关系近而评价有失公正。

    无独有偶，2001年，国家授予黄昆最高科学技术奖。在中国科学院提名黄昆的时候，他就写信反对。后来经组织上做工作，他采取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态度，甚至连组织材料和答辩都一概不参加。他觉得这个奖励太重了，承受不起。

    两院院士与一院院士没有可比性，师昌绪在采访中还强调了这点。

    师昌绪是中国工程院6位发起人之一，“1994年我是工程院筹备组副组长之一，主持中国工程院筹备会议，决定哪些人入选工程院第一批院士。当时大家都认为工程院应该和中科院联系紧密，有些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可兼工程院院士。6个发起人虽然年龄大了，都算工程院院士；在工程界有特殊贡献和较高威望的，如钱学森等；其余大部分是从产业部门来的中科院院士，年龄又不太大，经过学部常委投票，转到工程院成为第一批工程院院士”。

    也就是说同时是两院院士的，大部分是从产业部门来的中科院院士。“不能说产业部门的中科院院士就比别的院士学术水平高，这没有可比性。”因为公众和媒体不太了解两院院士产生过程，加上社会舆论的演绎，于是产生了错觉，以为两院院士就比一院院士水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