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药公司在中国谨慎前行

　　丰富而廉价的科技劳动力、低成本的临床试验，国际制药公司无法抵抗中国的吸引力，纷纷开始或计划在中国设立药物研发中心，但出于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担心，这些公司一直在谨慎行事，只是将某一方面的或分支研究机构设在中国。《科学》杂志撰文指出，外国研究中心对中国的最大贡献就是给中国科学家一个学习如何研发药物的机会。  

        5年前，对许多大型药物研究机构来说，中国还是一个未曾涉足的地方。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的大型制药公司就开始在中国销售它们的产品，部分公司还将生产基地建在中国。出于对中国新出台的《知识产权法》的执行力度的担心，这些公司还没有迈出理所当然的下一步：在中国建立实验室，从事新药的研究。  

        疑虑犹存，但仍阻挡不住这些公司日益高涨的初探中国智力资源的愿望。2002年，总部位于丹麦的诺和诺德公司率先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小型研究中心，这是该公司在丹麦之外建立的惟一研究分支机构。2002年末，总部在英国的阿斯利康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第一个所有权属于西方的临床研究机构，与中方合作从事多位点的临床试验。第二年，美国的礼来公司与中国的化学探索者公司签署协议，提纯、合成和分析化合物，供礼来公司研究人员使用。去年秋天，当瑞士的罗氏公司在上海建立新研发实验室时，罗氏的主席、首席执行官Franz  Humer曾预测：总有一天，中国将成为罗氏重要的研发中心，而不仅仅只是市场和产品生产基地。  

        Humer也许是对的，当然，他的话也含蓄地传递出一个信息：大型制药公司仍对中国是否有能力保护其境内公司的知识产权心存疑虑。诺和诺德公司中心研究部的主任王宝平（音译）是一位在美国接受过训练的遗传学家，他承认他的公司在冒一定的风险，他说：“中国已制定了一系列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但执行的力度，如支付给受损方的经费等问题还需要解决。”  

        中国人越来越喜欢西方的药物，目前150亿美元的市场有望在2010年增加4倍，并且到2020年还会再翻两番，这吸引了每个制药公司的目光，中国还有大量廉价但受过良好训练的科技劳动力。在中国，一位博士的年薪约为1万美元左右，临床试验是药物研发中最昂贵的一部分，估计在中国进行的临床试验费用只相当于美国或欧洲的30%。中国的科学力量正在上升之中。瑞士诺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Dan  Vasella在今年春天说：“我们在中国设立研究实验室只是时间的问题。”  

        尽管有这些刺激，与制药公司在西方设立的全服务研究机构相比，在中国建造的研究中心还显得微不足道。诺和诺德和罗氏实验室的规模是相当小的：大约只有40~50名科学家，主要是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但公司的官员仍然希望这些实验室做出大贡献。罗氏公司在上海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指出，实验室在医学化学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科学家们的创造性，让他们能通过罗氏的全球信息网络获得信息。诺华诺德北京实验室的科学家们致力于为公司的糖尿病药物数据库提供蛋白质表达信息。  

        礼来亚洲公司负责研发联盟和商业的副总裁Lorenz  K.  Ng说：“我们考虑中国是因为它能提供大量好的化学家。”它的中国合作者——化学探索者公司有一支175人的化学家队伍。然而，正如化学探索者公司的一位科学家所说：“我们所做的仅仅只是药物开发核心技术中的一部分。”阿斯利康临床研究中心则通过更低的成本和多类受试人群，致力于药物开发的另一个核心技术。而辉瑞中国公司正在招聘生物计量学家，筹建临床数据管理中心。  

        绝大多数中国科学家认为西方制药公司的到来能为中国带来长远的好处。复旦大学的一位药理学教授说，这些外国研究中心的最大贡献是给中国科学家一个学习如何从事药物研发的机会。  

        但少数观察家则担心这种趋势抑制了中国建造自己研究中心的努力。山东省的一位金融分析家预计，新兴的小制药厂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公司的牺牲品。即使这样，他认为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他希望中国公司能通过直接的参与更快地学会如何开发新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