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用药用是我国物种的最大威胁

　　该研究成果在美国著名杂志《生物科学》上发表———

　　据科学家估计，由于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近代物种的丧失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1000倍，比形成速度快100万倍，物种的丧失速度由大致每天一个种加快到每小时一个种。从某种程度上说，钟表的时针每走一个数字，就有一个历经千百万年进化的生物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那么，我国濒危物种的受威胁格局究竟怎样呢？中科院动物所李义明研究员，经过10年的野外观察和数据统计，首次提出了我国脊椎动物的受威胁格局和原因，尤为令人关注的是，他还首次发现，过度利用是我国脊椎动物的最大威胁。该研究成果发表在今年2月的美国著名杂志《生物科学》上。

　　最新发现：过度利用成为我国脊椎动物威胁的主要形式。

　　目前，世界上已有593种鸟、400多种兽、209种两栖爬行动物以及20000多种高等植物濒于灭绝。这些濒于灭绝的物种大多数与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们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濒危物种的灭绝原因，早在1983年美国威尔逊博士就提出了一种模式。他认为，古脊椎动物灭绝的原因有五类。首要原因是动物栖息地遭受破坏；第二类是外来物种入侵；第三类是污染；第四类是过度利用；最后一类是疾病的干扰。但是，威尔逊博士当时的这个结论并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

　　直到199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尔卡姆教授，分别从类群和生物地理学的角度研究了美国物种的受威胁格局，两者研究得出的结论竟然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栖息地破坏是美国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其它威胁依次为外来种、污染、过度利用和疾病。

　　此后，该研究结果在学术界被广泛引用。许多国家的科学家都不假思索地实行了“拿来主义”，将该模式作为本国物种受威胁的模式。当然，中国科学家也不例外，可在李义明研究员的心里，始终有个不能解开的谜团。因为美国并不是一个生物多样性很发达的国家，全世界范围内，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有12个，而11个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只有澳大利亚是个例外，而这些国家的受威胁格局却从来没人研究过。

　　比较现状：滥捕滥食对中国脊椎动物的威胁明显高于美国。

　　除了理论分析之外，另一个让李义明深有感触的事情，就是10年来他往返于浙江舟山群岛时，看到的一幕幕真实场景。

　　提起调查经过，“当时的感觉就是触目惊心！”李义明说。从1994年至今，他在舟山群岛研究了4种哺乳动物在野外的被捕杀情况。这四种哺乳动物分别是小熊猫（国家一类保护动物）、獐（国家二类保护动物）、小麂和南美豹猫，当时主要对药店、海关和农贸市场做了调查。结果发现，过度利用的情况非常严重。

　　“过度利用的首要因素就是滥捕滥食；其次是传统中药材的利用，比如虎骨、麝香、犀牛角等等，这些东西都取自动物的身体；第三个因素就是原材料的使用，比如蛇皮、羊绒等等。”李义明通过一个个详细的调查数据说明，过度捕杀成为我国濒危物种受威胁的最主要原因。

　　而且最有趣的是，他们在一项实验中，再一次证明了过度捕杀给动物带来的重要影响。通过对牛蛙的观察比较，李义明发现岛屿上的牛蛙遭受了大量外来物种入侵，而大陆上的牛蛙受入侵的情况少得多，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导致牛蛙濒危的主要原因是，它们野外的繁殖速度根本赶不上人类捕杀的速度！

　　随后，李义明选取了《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124种哺乳动物做了分析。结果出来后，他很吃惊。因为在美国，栖息地的破坏是物种灭绝的首要原因；而在中国，物种灭绝的首要原因则是过度利用，而且比例达到了78%。这个研究结果代表了中国独特的一种受威胁模式。

　　身体越大的物种越容易濒危，繁殖能力越差的物种越容易濒危。

　　中国这些受威胁物种的分布有没有规律？受威胁的物种和它的身体大小、繁殖能力之间有关系吗？人类的利用会否对受威胁物种产生影响？这些问题如果都能得到解答，那我们就能“对症下药”，找到保护濒危动物的最佳方案。

　　李义明的硕士研究生刘学聪，通过努力找到了一些重要线索。通过对我国367个陆生哺乳类物种的研究，结果表明猴科、猫科和牛科这三类动物的受威胁比例高，而鼠科和鼩鼱科则相反，它们受威胁的比例低。而且，身体越大的物种越容易濒危，繁殖能力越差的物种越容易濒危。比如，大象的体积大、繁殖能力差，但濒危程度比老鼠要高得多。为什么身体大的物种更容易濒危呢？

　　综合分析的结论表明，因为身体大的物种更容易被人类捕杀，也更容易被人类所用。这个结论再次从侧面证明了李义明的观点，过度利用确实对我国哺乳类动物的灭绝产生了重大影响。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的过度利用威胁高于美国呢？李义明研究员说，据联合国最新数字显示，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远远高于美国，是美国总人口的80%。这些贫困人口都生活在偏远的山区和农村，那里的生物资源很丰富，那里的人也自然懂得“靠山吃山”的道理，所以捕杀动物后，或食用或用其换生活用品就成了他们的生活来源。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历来有用野生动物做医药的历史传统，野生动物的贸易较普遍。最后一个原因是最近50年间，我国的木材产量持续增加，导致森林面积贫乏，这极大程度上破坏了哺乳动物的居住家园。

　　早在19世纪末期，过度利用曾是美国脊椎动物的最大威胁，但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发展，动物栖息地的破坏跃居首位。面对未来，中国会重蹈覆辙吗？李义明对此表示担忧，“在未来，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保护法规，那么过度利用对濒危物种的影响短期内不会消失，甚至可能加重。”

　　专家简介：

　　李义明，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主要成绩：率先开展了中越边境和喜马拉雅地区的野生动物贸易研究，为我国控制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提供了重要依据；首次发现过度利用是我国脊椎动物的最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