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时代为啥尽出小科学家

　　

    主持人：姜靖（特约记者）嘉宾：秦伯益（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
　　近日，“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秦伯益少将在第六单元主题报告会上做了题为“文理交融多元并举”的报告，他风趣的语言和独特的观点引来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会上秦伯益院士关于“中国在小科学时代出现过不少大科学家，而在大科学时代就只能出现小科学家”的观点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会后，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大师级科学家越来越少

　　主持人：秦院士，您好！您的报告非常精彩。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您在会上指出“中国在小科学时代出现过不少大科学家，而在大科学时代就只能出现小科学家”。您是如何定义“大”科学家和“小”科学家的？

　　秦伯益：不是“只能”，而是“大科学时代却尽出小科学家”，今天我还是这个话。我指的小科学家并不是说人小，而是说专业太小太小，小成果多如牛毛，大成果廖若晨星。而大科学家既在很小的问题知道的很多，又在很多问题上知其要领，多学科触类旁通。像李四光、华罗庚等大科学家他们不仅在自己学科上有所建树，还能从宏观上进行战略分析，以影响国家科技走向。现在，这种大师级的大科学家越来越少了！

　　大科学家的产生需要多元并举

　　主持人：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面？

　　秦伯益：原因有很多，既有体制上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今天我想就“文理交融多元并举”来谈谈这个问题，这也是出现大科学家的必备条件。

　　过去，科学家精通一门，兼通它门，本业为主，旁及其他。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既是哲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又是文学家，又是地理学家，对生物和医学也有相当造诣。还有像哥白尼、达芬奇、张衡、沈括、苏东坡、徐光启、诺贝尔等都是这样。

　　人文科学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不仅有导航、奠基作用，更重要的从国家层面来讲，还有决定作用。科学技术能不能发展关键在一个国家的人文，我虽然是从事自然科学的，但是我觉得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不可忽视。世界上曾经有好几个国家先后成为引领当时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心，它们的出现都伴随着这个国家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产生。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英国的宗教革命，法国的启蒙运动和政治革命，德国的哲学观念的变革，美国的思想解放和技术创新等。

　　文理交融的影响贯穿人的一生

　　主持人：但是，现在随着知识的增多，学科的细分，加之一个人的精力又是有限的，似乎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成为精通多学科的大家？

　　秦伯益：分科教育有它的好处，教育资源集中，效率高，优势突出。但是各发展各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语言少了，同学科之间的共同语言也少了，个人知识面却越来越窄，都成了社会分工的奴隶。

　　我本人从事医学科学研究，对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体会更深一些。上个世纪上半叶，医学的模式是生物医学模式，把医学建筑在生物学的基础上，把人看成一个具体的生物这种模式，根据生物的规律和得病的情况来设计医学。下半叶发展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解放以后靠这种模式解决了影响国民健康很多重大的疾病，使得解放初期平均寿命35岁提高到现在的72岁，增长了一倍。

　　另一方面，我们虽然无法要求所有的科技人员都能文理交融，但文理交融既有助于科技人员宏观思维、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的结合，也有助于陶冶性情，丰富生活，领悟人生。比如，爱因斯坦熟谙音乐，华罗庚、张香桐工于诗词。杨振宁和邓稼先在日寇轰炸时躲在防空洞里吟诵诗词。这是何等的境界！李政道对科学与艺术的感悟，决非一般的爱好者所能及。两院院士中，潘家铮、王淀佐、杨叔子、王梓坤的文学修养和程天民、吴良镛的书画艺术水平都非同一般。

　　这种影响贯穿在整个青年，中年到晚年，直至垂暮之年。缺乏人文背景的学者往往在自己的专业里越钻越深，越钻越小，发展成纯专家型学者。有人文背景的就会在专业上深入的同时，还在广泛的领域内涉猎，逐渐向博大精深的知识结构发展。到了老年，退休后这两类专家的差别就更大了。专家型的往往突然感到没有工作了，失落的反差极大。杂家型的往往喜爱的事情很多，有享不完的人生。有的甚至在自己的专业外开拓了新的交叉领域，利用原来自然科学的基础，在人文科学方面又做出新的贡献。从科学家发展成政治家、社会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作家的例子也不少。

　　提倡文理交融不是要搞一刀切

　　主持人：但是，社会上有句俗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可能就会有人说，我是搞生物的，在生物领域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可以了，没必要精通文学方面的知识。

　　秦伯益：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是信息社会，语言是最基本的信息交流的工具，这个还没掌握好，你怎么适应信息社会。再比如说合作能力，我们一辈子上了多少课，回答了多少考卷上的考题，但是有哪个课上教过合作？没有。有哪一张考卷上考过合作呢？也没有。可是当你需要负责一件工作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合作能力不行，你就干不成大事，学科带头人、科学领导人、大工程项目的负责人没有合作能力行吗？而这些是谁培养的？人文科学培养的。

　　当然，我所说的文理交融，并不是搞一刀切。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因此，文理交融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纯文的，有的人是文主理辅的，有的人是文理兼通的，有的是理主文辅的，有的是纯理的。我们要一方面讲大的交融，一方面又要容忍，宽容那些非常专，非常细的一技之长，不要一种模式。清华大学搞美术画画的，老师看中的学生政治不及格、外语不及格就不能收，简直胡闹了，世界上多少大美术家、大画家能通得过中国的政治考试和GRE的考试？毛泽东同志中学的时候写作文非常优秀，叫他考数学，一看题目画一个圈交卷了。如果按现在的应试教育要求，他高中都考不上，高中的数理化是很难的。可是中国革命非常需要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政治家，而不缺能够通得过中国应试考试的中学生。现实社会中有偏科专长的人也是常见的。如台湾的柏杨，上海的韩寒，在文理两方面有明显偏废，但并不妨碍他们最终在某个领域的贡献。

　　“统”的模式不利于人才培养

　　主持人：我记得您曾经说过，自然科学家的人文素养一般都是在中小学时期入了门，打下了基础，培养了兴趣的，所以中国小学时期的基础教育应该文理并重。过早的分科对培养文理兼容的人才是不利的，但过于求全也不利于有个性特长的人才成长。应该文理都学，但不必文理兼优。可问题随之出来了，学校教育总是无法逃脱考试的指挥棒。

　　秦伯益：其实考本没错，错就错在“统”。解放前我们不统，每个大学有每个大学的特色，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你根据你成绩的多少，你根据你自己的特色去选择，多的人考六七个学校的都有，奔各个考场。这样的话，学校可以按照特色来培养，学生也可以按照特色来发展，社会需求的恰恰是各有特色的人才，现在的问题是考坚持下来了，还坚持了统，一统就不得了了，考卷统一了，辅导教材统一了，大学的教材都统一了，学生的教育大纲统一了，老师的教育大纲都统一了，连平时的复习材料都统一了，全部都统一了，就没有个性了。

　　主持人：这也是个矛盾，社会需要个性，而学校却培养的是共性。

　　秦伯益：是这样的。最近中国人民大学的顾海滨教授写了一篇文章，考没错，统考要改，如果能够各个学校自己考就好了。学校有好坏，学生也有好坏，鱼找鱼，虾找虾，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地方。

　　短期内这种统考制度很难改了，这里牵扯到观念上的问题，权利上的问题，利益上的问题，改了也有这样那样的弊病的问题，已经这样了，我觉得大家该分析一下自己，你到底属于哪一种为好，纯理，文理兼通，还是理主文辅等等，自己根据自己的特点去选择合适的道路。

　　■新闻缘起

　　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三日，“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第六单元主题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邀请我国高层领导、外国政要、国内外著名学者和专家，就人们共同关心的政治、科技、经济、外交、环境、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各种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地学术研讨和交流。“论坛”旨在从科学和人文的角度研究战略问题，从战略的高度探讨科学与人文的发展，致力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致力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