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评价体系：颠覆还是完善？

　　

12月17日上午，凛冽刺骨的西北风在北京呼啸，而在翠宫饭店的某个会议室里，一个由几十人参加的会议正热火朝天地举行。会议由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组织，主题是“从SCI反思中国的学术评价体制”。     20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率先将SCI(科学引文索引)引入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此后，中国学界竞相模仿，教育部门等也将SCI文章的多少作为评价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这使得SCI成了此后一段时间中国学术评价体系中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     然而，由此带来的后果也令人震惊，简单对比香港和内地的情况就可见一斑：内地的SCI论文数量在全世界排第9，香港居第43，而就单篇论文被引次数而言，香港排在第28，远在内地的124名之前——内地论文“多而不精”的现象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与此同时，美国Science杂志的自引率少于5%，SCI期刊的平均自引率少于20%，而中国科技期刊的平均自引率则多于60%。     随着种种问题的出现，质疑之声开始不绝于耳。这一评价体系，到底是要颠覆还是要完善？此次论坛上传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正是在这两种意见的交锋之中，围绕如何建立公正、合理的评价制度所作的种种思考，也渐渐浮出了水面。     SCI本身不是问题？     “SCI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滥用SCI上。”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率先为SCI鸣不平。据他回忆，引进SCI的初衷，是想引导科研人员，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这对改变当时坐井观天的科研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近几十年来，各个大学和科研单位都以SCI为评价标准，导致其引导作用越来越小，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     而以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邓正来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为代表的人文学者则认为，SCI标准来自美国，主要收录用英文书写的科技论文，用它来评价中国的学术科研水平，本身就表明了中国的学术界还缺乏自信。而且，这一标准能够大行其道，和现在的学术发展不以学术为本、片面追求数量化和形式化有直接的关系。“反思SCI，首先要对由形形色色的学术制度和利益相关的学者构成的知识生产机制进行认真地反思和批判。”邓正来认为。     专家热推“同行评议”     如果废除SCI评价体系，拿什么来替代？如果不废除，又拿什么来完善？此次论坛上，不管是对SCI标准有切肤之痛的中国学者，还是对国外评价体制有多年了解的海外学者，大都提到了“同行评价”作为科研评价手段的重要性。     “评价成果和科研人员的基本手段是同行评议，一定要形成重视同行评议的良好氛围”，李国杰还给大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中科院计算所的一位研究人员申请“973”课题，他说自己在国际顶级的学术会议上发表了文章。讲完以后，一位生物学领域的专家当即反驳：“会议文章就是会议文章，还说什么顶级会议!”对会议文章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因为领域不同而导致的误解。在生物领域，期刊的影响因子很高，学者的学术影响一般通过期刊论文来反映，而学术会议则不太受重视。但是在信息领域，期刊的学术影响不如顶级的学术会议。李国杰建议，应该将每个二级或三级学科中最好的几种期刊和最好的几个国际会议列出来，用它们来取代现在的SCI。     已在国外任教16年的美国加州大学Riverside分校教授姜涛告诉记者，国外的评审体系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外部评审，一类是内部评审。其中，外部评审一般由评审委员会完成。根据申请项目的不同，不同的领域会有不同的委员会。这是为了保证每一个项目或者成果都能有真正的专家作出比较深刻的讨论和评议。而且，这种评议决不会仅从发表的文章出发，而是以文章产生的影响为基础，包括文章能否推动某个领域的发展，或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等等。他再三强调，评议制度的关键是不要埋没千里马——毕竟，科学史上的大部分进步是由少数人和文章推动的。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博弈游戏？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总会重复出现，第一次是作为悲剧，而第二次则是作为喜剧。在中国学术评价体制的发展历程中，实际上也上演了这样一幕悲喜剧。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庞景安回忆，在引进SCI评价体系之前，学术界所采取的一贯做法就是同行评议。后来，同行评议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引发的反对声也越来越大，所以学界就开始借助SCI这种外来的评价手段。     实际上，当被问及“同行评议”如何面对中国目前诚信体系缺乏的挑战时，李国杰也表示确实有很大困难。但他认为，如果学术界没有好的评价氛围，那么任何评价方法都会失灵，就只能完全以量化方式来评定学者的水平。“如果将中国科研人员降低到小学生的水平来管理，那就更没有希望了。”所以，虽然营造良好的评价氛围非常困难，但是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如何营造良好的评价氛围，姜涛从局外者的角度谈了他的看法。据他观察，中国大学里年轻的教师，包括讲师、副教授等都完全靠在博导或者院士下面，这必然会影响他们科研的独立性。而在国外，只要你是大学教师，不管是副教授还是教授，完全是独立平等的，互相之间没有依靠。即便是系主任、院长，也不能从行政上领导普通教师，这与国内形成了鲜明对比。     让高校教师困惑的还有一点：为什么要将评判学者水平的权力交给一些行政人员？行政人员对学术不很了解，常常会把评判简单化、数字化，不会仔细考量某项具体成果在同行当中的切实影响。这样，虽然表面数据精确了，但实际评价效果却不准确。中国的学术评价体制，也由此蜕化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博弈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