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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办中国式大学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05年10月18日 来源: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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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著名的“三钱”之一钱伟长先生93岁生日。钱伟长先生虽然已届耄耋之年,但仍然奋斗在教育的第一线,真可谓是老骥伏枥,奋斗不息。记者在此之前的9月11日采访了这一位对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人。
钱伟长住在上海大学延长校区乐乎楼的二楼一侧,当记者进到走廊尽头的房间里,钱伟长已坐在窗下等着我们了,他穿着红色夹克衫,双手放在沙发扶手上,双眼直视我们走进,“这是一位有力度的老人”,记者第一眼看到他时立刻得到这个印象,却忘了他实际上几乎失明。钱伟长没有戴助听器,只是要求记者大声一些。
当我们告诉他是《科学时报·大学周刊》的记者时,他略带微笑说,大学,这个好。一个小时的采访,证明了记者的判断,钱伟长带着浓重的无锡口音,但一字一句,吐字清晰,他的思维非常敏捷,对记者的每个问题都是迅速作答,直言自己的观点,不掩饰对某些事情喜与恶,让记者看到一位真性情的科学家、大学校长、知识分子。
和其他的采访不同,钱伟长没有受记者问题的引导,相反整个采访都是他在牵引着记者走,加上时间关系,所以非常遗憾,有些问题来不及问,如:1983年邓小平同志是在什么情况下下令让这位已过退休年龄(72岁)的科学家到原上海工业大学当校长的?他的四叔钱穆对他治学影响最大的有哪些?对目前许多大学正在进行的改革有怎样的看法?
反对教师照本宣科和统一考试模式
《大学周刊》:1983年您一到当时的上海工业大学,就提倡教师搞科研,您是怎么有了这个想法的?
钱伟长:我刚来时发现,教师们都照本宣读,我是不赞成的。
《大学周刊》:那时都是这样的?
钱伟长:那时大学教师都只能照本宣读,只有本本才行,没有本本不行。教师上课不动脑筋,他也没法动脑筋,要先有大学教他,只有做科研才能教新的内容,不是一生都不变的东西,当时教师中很多不懂这个道理,他们靠背从前那一套来教学生。
《大学周刊》:所以您要教师搞科研?
钱伟长:我是被逼出来的,要想办法培养教师,才能培养出好学生。科研是作不了假的。背书可以,不能背科研呀!科研要研,不能作假的。
《大学周刊》:开始老师们没有做科研的习惯,怎么办?
钱伟长:其实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教学需要科研作支撑,科研也可进一步促进教学。对于教师搞科研,首先要加以引导,强调搞科研的重要性。当然物质奖劢也不可少,因为科技上的成果都能卖的,要不然就不是科研,卖了成果学校拿1/4,教师拿3/4,因为学校出了水、电、房子和人员,这样,慢慢地他们都很愿意做科研了。
《大学周刊》:那老师们当然愿意,他们拿的多呀。
钱伟长:很多老师都买了车,一到下午他们都是开自己的车回去,所以我们学校搞科研的老师都有钱。
《大学周刊》:那您做的科研也是这样分吗?
钱伟长:我这个校长不拿钱,从1983年到现在一直不拿上海大学的工资。我离开北京时还是政协副主席,我就拿这个工资。不是国家规定是我自己不愿意拿上海大学的钱。
《大学周刊》:您在上海大学进行了很多改革,现在许多大学都在学上海大学的做法。
钱伟长:经常有人到上海大学来,听我讲的,带到他们学校去,他们也照着办,但我认为这是表面的,他们应该结合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
《大学周刊》:上海大学的师生都认为您改变了上海大学。
钱伟长:我这样办,教育部门对我还有意见,什么都管,经费管,招生也管,不仅限制人数,考题都是统一的。
《大学周刊》:那您认为应该由各个学校出题?
钱伟长:要有不同的题、不同的分数,考生要择优录取。现在高考考得好的不一定是真正好学生,现在的人都在对付考试。我们都会应付,一辈子都要应付,我现在也在应付你们。
《大学周刊》:现在已是各个省自行出题,到各个学校出题,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吧?
钱伟长:我希望教育部能走群众路线,就是说到一个地方了解当地的教育情况,我曾经建议教育部要多有几位副部长,才够到地方上来。
《大学周刊》:解决什么问题呢?
钱伟长: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的经费很少,开始只有两个亿,现在略微增加了,可学生多也不够。每个高校给的钱不一样,北大清华比我们高多了,这样不公平。其实我是为国家着想。
反对工学院和专科教育
《大学周刊》:上海大学成立后,实际上由原先的工科院校改变成为综合性大学了?
钱伟长:现在我们学校没有工学院。1994年并了上海6所大学,到现在11年,我花了好多时间把过去不能做的事情做了。我取消了工学院,只有技术学院,比如工程材料学院,有金属材料系、非金属材料系、有机材料系、石油材料系、纳米材料系、特种材料系,后两种很新的,我把它们都放在一个学院里。
《大学周刊》:技术学院,这我们还是第一回听说呢。
钱伟长:美国有两个技术类大学,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另一个是加州理工大学,都是技术。我们国家技术员比工程师差,所以也不能叫技术,就叫学院。上海大学没有工学院,也没有医学院,就是这两种没有。
《大学周刊》:为什么没有医学院?
钱伟长:现在我不赞成办医学院,是因为请不到好教师,老师很多病不会医,教出来的学生很多病也不会医,有了好老师以后学校再建。
《大学周刊》:您的办学理念都是从哪儿来的?
钱伟长:我在清华读的书,就是从清华学来的,那时候清华有很好的老师,现在不行,清华把好的老师都给了北大。
《大学周刊》:那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的事。
钱伟长:调整后的清华只有工学院,有人叫他们是清华工学院,不是清华大学,其他系都不要了,只有工学院,都是学前苏联的结果。
《大学周刊》:您为什么反对前苏联的教学模式?
钱伟长:前苏联教学模式的问题是很专,本来清华是有理学院、工学院的,有物理、化学、生物等系,是全面的,后来的物理系变成了什么什么物理,只有物理的一部分。我接受的是很广的教育,现在我更广了,广的一定要新的,前苏联的教育都很窄,不是新的,创造要新的东西。
科学院也是学前苏联的,他们的科学院有研究所的。那时候学苏联是法律,不能碰的,我就反对,后来我成了右派,那时我还是清华的教务长,我离开后清华就变成工学院了。
要有创新能力 而不仅是创新精神
《大学周刊》:您认为大学应怎样搞科研?
钱伟长:大学的年轻人多呀,科研应该由年轻人来做,年轻人越多,科学发展越快。把大学办好,对国家好,让大学培养更年轻的人。
《大学周刊》:怎么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
钱伟长:国家不是公布了《高等教育法》嘛,规定要有创新精神,我把它改成要有创新能力。能力和精神不一样,是要真正做的。我自己对创新是有规定的,而创新精神是没法规定的。
《大学周刊》:您怎么规定的?
钱伟长:上海大学有三个校区,一个是延长路,新校区在宝山,另一个科技大学的校区,这里教的全是新的东西,以前没有管理学院,现在有管理学院和两个经济学院,其中有一个是数码经济学院,最新的都在那儿。
还有刚刚说的所有教师都要搞科研,这很像美国。
《大学周刊》:您是从学科建设和制度上来培养创新?
钱伟长:还有学制呢,本来大学是一年两个学期,一学期18个星期,两个学期30多个星期。上海大学改成了一年三学期,一学期10个星期。为什么要这样呢?原来一学期的前10个星期学生都在玩,到10周以后才开始看书,其实只有几周学习了。三学期制让学生很早就开始看书。我会教他们怎么努力。
《大学周刊》:您的办学思路很多是学美国的,但又不完全一致。
钱伟长:我到上海大学后作了全部改变,这里都是新学科,没有旧的,像文学与历史,其实这也是每个大学必须办的,培养接班人,就必须学文学与历史,否则真的完全变成美国式或者俄国式,我反对这个,我们应该办自己的学校。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学周刊》:您同意像办公司一样办大学的观点吗?
钱伟长:我不办公司,只办教育。
《大学周刊》:那您想把上海大学建成什么样的大学?
钱伟长:现在我想也没有办法,有很多规定,我们国家都是统一的。最近我提出来大学应该按一句中国古话来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话多好。
《大学周刊》:这在大学里怎么做?
钱伟长:在大学里,首先要和教师谈,以培养学生为主要服务,他的乐是学生培养得好。所有的人都先忧后乐,我们国家就办好了嘛。对不对?天下,天下就是指我们国家。这个想法是我在今年的大学生毕业典礼上说的,让他们按这个做。中国的很多的古话都是很对的,你看我们的校训“自强不息”就是一句古话。
《大学周刊》:忧怎么说呢?
钱伟长:就是要忧国之所忧、忧民之所忧,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同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
记者手记:做“木铎高等教育访谈”,其实第一位要采访的就应当是钱伟长先生,他是目前国内高校(可能是世界上)年龄最长的大学校长,而且不退休;钱伟长先生在上海大学进行多项改革已推行到全国许多高校,如三学期制和学分制;钱伟长先生的办学理念也渐渐为人们所熟悉和认可,即拆掉“四堵墙”: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
今年6月,记者在一次会上听到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谈该校近几年的发展,学校每项改革,每点进步都离不开钱伟长,这位女校长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和对钱伟长校长的尊敬,她说钱校长一有新想法就把他们叫去谈,谈他的办学思路和如何培养学生,她还说钱校长经常约文、史、哲、社会学、经济学等基础学科的老师谈话,提出意见启发他们如何上好人文课程。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研究钱穆的学者陈勇印证了这一情况,他告诉记者钱伟长先生每次和他们谈话都是长达几个小时。
得到这些信息,记者着手采访钱伟长事宜。8月,记者联系上钱老的秘书,他说钱老的时间已安排到9月9日,之后两天会有时间。采访如期进行并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