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创世纪转基因技术公司首席科学家郭三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棉花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物资。全国约有1亿棉农，年种植棉花面积约8000万亩，年产皮棉450~500万吨，约占世界产棉总量的25%以上。自90年代以来，由于棉铃虫灾在我国大部分棉区持续性大爆发，给我国棉花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棉农谈虫色变，面积、单产、总产一直处于低谷的徘徊阶段，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

　　1990年，美国利用生物技术，合成B.t杀虫基因，导入棉花获得抗虫转基因棉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转基因抗虫棉的国家。中国在“八五”期间，在“863”计划资助下，人工合成了CryIA(b)和CryIA(c)杀虫基因导入棉花主栽品种获得成功，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自主研制抗虫棉的国家。在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下，以生产抗虫棉为主的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今天，创世纪转基因技术公司已发展成为中国目前唯一可以与美国孟山都公司相抗衡的公司，为更加详细地了解该公司以及该公司研制的转基因产品，本刊采访了创世纪的创始人之一、创世纪的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分子生物学研究室主任郭三堆教授。


　　《科技中国》：在美国孟山都公司已经成功研发出转基因抗虫棉时，你们为什么还要去投入力量进行重复的研究？

　　郭三堆：美国的抗虫棉是国外品种，在中国它所适应的种植区域很有限，主要在黄河流域棉区种植，而中国其他的地方不适合种植。由于美国的抗虫棉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当初和他们谈引进时，美国需要我们支付将近1800万美元的专利费。而这种引进还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转基因植株，不是整个种质。而种质是农业中最基本的农业物质，如果种质一旦被国外公司控制，将使我国的农业受到巨大的威胁。为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安全，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抗虫棉。

　　《科技中国》：创世纪公司的抗虫棉与孟山都相比有什么不同？

　　郭三堆：我们研究的抗虫棉绝对不能和美国的一样，不然就侵权了。从基因大小来说，美国的抗棉虫基因有1117个氨基酸，而我们只有608个氨基酸，比它小了一半。从抗虫性来看，我们的基因是融合基因——取两个不同的杀虫基因的优化部分。美国基因的毒性区和细胞识别与结合区均是依据Cry1Ab蛋白分子结构设计的，该蛋白毒性区裂解细胞的能力强，而细胞识别与结合区的能力一般；我们的杀虫蛋白的毒性区是依据Cry1Ab蛋白分子结构设计的，毒性强，而细胞识别与结合区是依据Cry1Ac蛋白分子结构设计的，识别与结合能力也强。我们现在独立自主成功研制了CryIA+CpTI双价抗虫基因，导入棉花获得高抗棉铃虫的转双价杀虫基因棉花新品种，美国到现在还没有这个品种。从品种上来说，我们现在的抗虫基因转入到40多个棉花品种中，覆盖了中国整个种棉区。在1999年时，美国的抗虫棉占我国抗虫棉面积的93%，我们只占到7%。到今年，由于我们品种多，我们已经占到抗虫棉面积的80%。

　　《科技中国》：现在你们研制的转基因棉花主要是防治棉铃虫的，那么，你们有没有研究具有其他抗性的转基因棉花？

　　郭三堆：科学每天都在飞速的发展，我们的科学研究也必须不断地在新的基础上往前走，研究转基因棉花也不例外。现在中国的棉花面临的主要灾害是棉铃虫，但我们也还考虑到中国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进行科研。比如，干旱地区我们就要考虑给棉花转入抗旱基因，同样，有些地区我们要转入抗涝基因。针对蚜虫，我们人工合成、修饰、改造成功了抗蚜基因sGNA。像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一直在做。

　　《科技中国》：目前国内外对转基因作物争论不休，主要是它的安全性和对环境的影响备受质疑，你怎么看待这种质疑？

　　郭三堆：我们在研究转基因棉花时，最先考虑的就是安全性。在目前已具备的检测手段的情况下，我们研制的转基因棉花必须符合安全标准我们才投入使用。如果检测到有危险，我们绝对不会投入使用。同时我们用不同的实验对象进行了多次的试验，一切结果都表明我们现在研制的转基因棉花是安全的，到现在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对抗虫棉过敏的现象。环境污染主要是指基因漂流。棉花基因的漂移在5米以内只有10%的机率，50米以内基因漂流的机率更小。目前我们对我们研制的转基因棉花的安全性绝对有保证。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不能停止。转基因技术的使用不仅为我国带了经济利益，还有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社会效益。比如，抗虫棉为国家节省了200多亿，同时还安定了农民，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科技中国》：在中国，每年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的只有10-20%，是什么使你们的科研成果能得到成功的转化？

　　郭三堆：这应该感谢美国孟山都公司。刚开始我们按产业化项目做，没有按市场经济的方式去运作。那时我们生产成本很高，但为了维护农民利益，以低价把种子卖给农民，这样对我们转基因棉花的产业没有起到好的推动作用。而美国一开始就用企业方式运作，这种方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发：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经营。在1998年我们在深圳成立了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科技中国》：在创世纪公司，你们怎样去协调科研与经营的关系？

　　郭三堆：科学家的经营意识很淡薄，要使企业发展还必须有真正懂市场的企业家来操作。但中国目前的状况是，只有少数的企业家有长远的目光，一般的企业家不懂科研规律，不允许科学家的科研失败。因此，两者很难互相理解，互相协调。而在创世纪，这方面解决的还算好，现在在创世纪科学家都退居幕后，进行科学研究，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