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生物技术的“逆向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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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食物链”
   
    在并不久远的将来，会不会有一批在美国市场上大行其道的生物技术公司，当人们关注其公司结构时发现，它们的研发甚至生产等“后院部门”不是在美国本土，而是在遥远的中国大陆？
   
    高科技产业的“食物链”一向是：高端(研发)在发达国家，低端(生产和市场)在发展中国家。眼下似乎出现了一种逆向的食物链。
   
    至少，一些观察者及投资家看到了这种未来图景。
   
    凯龙药业是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辅助市场OTCBB上市的生物医药公司，它的行政总部在加拿大，研发基地却在北京，生产基地则在南京和珠海。“我们有好几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药物正在北京的实验室里进行研发，有两种就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了。”坐在国贸大厦2座11层凯龙药业北京代表处办公室里，北京首席代表高军对记者说。
   
    凯龙药业由在加拿大从事生物技术研究多年的加拿大籍华人王凯于1997年创办。创办之初，王凯就回到国内，在南京和珠海分别收购了两家当地药厂，在北京实现了与一家生物技术实验室的合作，构建了其生产研发基地在中国境内的架构。凯龙药业的生物药品的目标市场是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目前在中国境内尚无销售。“我们觉得在中国注册药品过于复杂，而且中国的市场也不规范，价格战过于激烈，不利于企业发展。”高军指出。到目前为止，凯龙药业还没有开拓中国市场的计划。
   
    在归国创业的“海归派”中，有相当多一部分将创业领域选择在了生物技术。在新创的生物技术公司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体现了“将中国作为研发或前期研究的基地，将欧美地区作为产业化的实现地”的运作特点。
   
    商机何在？
   
    在今年5月份于上海举行的一次全球性风险投资商论坛上，台湾中华开发工业银行首席副行长John Yu就这种现象介绍道:“目前中国吸引了大量的研究开发机构。但这些机构的研究人员全部是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同时，营业网点是设在美国加州。在那里雇佣华裔美国人，通过他们进军北美、欧洲及日本市场。这样，便能够充分利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资源”。John Yu的这番话引起了在场众多风险投资家的兴趣。
   
    生物技术界及咨询界一些人士对这种现象表示了认可。正在进行一项生物技术研究课题的波士顿咨询集团大中华区主席黄培杰告诉本刊记者，在上海、北京等地已经有多家这种类型的公司，“他们背后都有风险投资家，有些还是政府的投资在里面。”
   
    谈到这种模式何以流行，成本的低廉是个很容易被提及的理由。“在对一些病例作临床研究时，在美国做一个病例的钱，在中国大约可以做20个病例。”凯龙药业北京首席代表高军说。另外，中国研究室使用成本及研究人员的工资成本之低也是美国所无法比拟的。
   
    即使在美国，生物技术也是一个刚刚兴起的产业，需要进行大量以人体为基础的前期研究。“在美国，个人的生命健康观念异常强烈，试验的病例是很难找的，而且相应的法律规范也非常严格，而在中国，法律环境及其它方面都要宽松得多。”北京清源伟业生物组织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次会说。他认为，在国内进行研发工作或将一部分前期研发放在国内进行，是比较可行的一种方式。
   
    而对于生物技术的产业化来说，国内并不具备一个成熟的产业环境，“很多东西都不配套，市场也不规范。”李次会说。因此，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去进行研发成果的产业化被认为是一种现实选择。波士顿咨询集团大中华区主席黄培杰认为：“不管生物技术或者传统医药行业，从全球角度来说都一样，只要你找到有前途的产品，无论是在印度或者中国研发这个东西，最终都希望在最有前途的市场将它发扬光大。”
   
    泡沫？
   
    这种可权且称之为“逆向殖民”的趋势，到底是一种方兴未艾的产业模式，还是一种逆潮流而动的、难以行之久远的泡沫模式？
   
    也不乏一些专业人士并不看好这种模式。
   
    上海新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敏在去年创办自己的生物技术公司以前，曾在新加坡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担任过4年半投资经理，“4年半当中，我的职责就是专门考察及投资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自认为对中国生物技术现状十分熟悉的徐敏觉得，“研发在国内、产业化在国外”的生物技术公司模式可能只是一种泡沫，或者带有很大的一厢情愿的味道。
   
    徐解释道，现在回国创业的“海归派”生物技术人才，大多是1980年代中期出国留学的。“因为美国政府当时鼓励发展生命科学，因此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中大约有一半是学生物专业的，加起来达几万人。”这些人在工作了一段时间积累了技术及经验后，有些就在美国开始创业，有些觉得国内环境更好，回国创业。徐认为，这种历史机遇造成了现在生物技术人才回国创业的热潮，“这种热潮可能掩盖了事情的困难性及复杂性”。
   
    徐说:“美国的药品管理部门对新药投向市场把关极严，在中国研发的生物药品在美国是不被管理部门认可的，要想进入美国市场，还必须重新按照美国的一套标准进行临床试验及药品申报。”这被徐敏认为是在中国研发的生物药品进入美国市场时很难逾越的一道屏障。
   
    徐敏认为，美国本土的生物研发企业要真正把一个药品推向市场也非常困难——正因为此，风险投资对生物领域一直持保守态度，在2000年风险投资比较活跃时，与IT领域所占70%风险资金投入相比，生物领域的资金投入不到1%。“作为将研发主要放在中国的企业，并不占有任何优势。”徐说，“炒作的痕迹比较浓，我还没看到国内有哪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真正取得了成功的。”他也认为，一些对生物技术行业缺乏真正了解的风险投资家起到了一些误导作用。
   
    北美华人科技协会理事长刘亚平告诉记者：“我认识的不少人，是生物技术背景，但回国后不少人都搞别的领域去了，只有少数人在生物领域寻找机会。”
   
    李次会的清华源兴生物组织工程科技公司的一项纳米技术项目，以及李次会认识的一位朋友的一项以生物技术进行中药分离的项目，目前正努力在美国实现产业化。产业化之路会有多长？李次会也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表。
   
    来源：环球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