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成果走不出实验室 医药业难解“囚徒困境”

　　[AD340X300]医药成果转化被称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因很简单：跨国公司一般每年投入研发新药的费用要占其营业收入的12%～14%，甚至更高。而中国6000多家医药生产企业用于新产品开发的投入约为销售收入的1%，仅相当于国外一家中小型制药公司的研发经费。
   
    纵深产业链的中空地带
   
    在国外，科研与生产一体化。而国内，技术源头集中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新兴的民营科技型企业。这就带来一个关键问题：科研成果如何走出实验室，成为产品、商品。
   
    中国医药国际交流中心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主任芮国忠对记者说：“我国医药技术市场的成熟度还很低，由于缺乏标准，操作很不规范，交易率和实际转化率都很低。调查显示，国内医药成果转化率不足8%，产业化的就更少了。以中药为例，实现产业化的还不到获得新药证书的一半。”
   
    要技术还是要市场
   
    “科泰新技术公司有一个产品叫双氢青蒿素，是治疗疟疾的药物。由于青蒿素既不溶于水，也不溶于油，公司请专家开发出了水溶性注射剂。市场调查发现，青蒿素的三个主流剂型——片剂、糖浆剂、针剂的市场占有率比例为7∶2∶1。公司希望进一步开发糖浆剂。产品还在研发阶段，订单已经涌来。由于已经解决了青蒿素溶于水的难题，专家觉得没什么可做的了。最终公司只得自己组织工厂进一步开发。”北京市科泰新技术公司副总经理逯春明的话中带着一丝无奈。
   
    逯春明说，尽管也将“市场”挂在嘴边，但实际上，科研人员更多追求的是学术地位与学术影响力，并不考虑技术能否被市场接受。植物药在美国每年有160亿美元的市场。这些植物药成分单一，不讲配伍，但市场有需求。可这样的研究，却为国内专家所不齿。
   
    业内普遍认为，医药成果转化难的首要因素是，研究与企业需求的脱节。北京金赛狮生物制药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卓冰对记者说，以科学家的兴趣、学术为主导选题，还是瞄准市场选题，这非常关键。市场是动态的，研发机构一定要考虑一两年甚至三年以后的事情。对从事医药产品开发的技术型公司而言，合作的制药企业是与它更贴近、更现实的市场。
   
    扬子江药业集团副总经理张永信的观点在生产企业间颇具代表性，他说：“科技水平高的药，并不意味着有好的市场。国家批准了七八十个一类药，市场叫得响的并不多。另一方面，科研单位不具备中试条件，甚至很多科研院所对新的设备、工艺、装置都不了解，缺乏直接的经验。没有经过中试的实验室成果，与大生产之间还有相当距离。”
   
    山东省天然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刘柯分析说，研究与市场脱节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国内，技术源头集中于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这就带来一个致命的问题，科技人员对市场缺乏了解，没有压力，大部分凭兴趣选题。并且不适应现阶段技术创新所要求的基本条件———多学科配合以及承担风险的经济能力。业内人士指出，在我国进入世贸组织的前提下，提高竞争力是当务之急。而构成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的开发和商品化。
   
    事实上，不少企业开始创办或与研究院所共建科研机构。扬子江药业集团加强自主开发力度，企业自主开发的新药占了一半；山东绿叶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大学药学院共建的山东省天然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去年收益3000万元；北京同仁堂集团正在规划设计的研究院计划投资近亿元。负责筹备工作的李志猛对记者说，研究院将更注重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引进项目，同时，加强工程化、产业化研究，促进产品商品化。
   
    然而，企业转变为创新主体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可走。医药成果如何与企业、与市场对接，仍然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充满猜疑的交易市场
   
    新药研发的现状，使企业与科研单位存在着信任危机。一方面，同一产品多家生产。低水平重复与假冒伪劣现象严重。有的科研机构甚至买了样品就申报，工艺数据也是抄袭的。另一方面，生产企业风险意识不足，预期不合理。这就造成生产企业围着大院大所转，对于更贴近市场的新兴科技型企业缺乏信任。科研单位与企业互不信任。在签订转让合同前，科研单位甚至不愿透露并非秘密的细节，如具体的工艺参数，使得对科研成果的描述不清，加大了转化难度。
   
    一家制药企业曾遇到这样的问题，研究机构不能履约完成研究，却拿它没有办法。科研单位也碰到同样的难题，合作方在拿到新药生产文号后，尾款追不上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医药成果的转化往往为非商业的因素所左右。交易更多依赖于双方的熟悉程度、信任程度。
   
    技术交易市场不成熟，还表现在沟通渠道不畅上。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宏翔向记者提供的调查报告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生物医药成果信息交流渠道不多；转化渠道通畅程度并不理想；中介服务水平较低。
   
    “现有的成熟的中介机构不多。”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新药与生物医学工程处处长曲凤宏研究员评价说，“中介机构应熟知国家政策，了解新药研发的现状，还应了解企业的现状、生产条件、经济实力。而且，对这些仅仅是泛泛了解还不行。如果仅依赖于找上门来的企业与科研单位随机碰撞在一起，成功率是不会高的。”国内一家知名的CRO(委托研究机构)公司———万全阳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雪梅博士对记者说，万全从来没有通过中介成功转化过成果。她认为，中介服务应提高自身的可信度，为企业与科研单位搭建一个好的平台，眼光也更长远些。
   
    此外，技术交易市场的不成熟，还体现在国内还没有不隶属于某一部门的专业性较强的技术评估机构。生产企业认为研究单位漫天要价，而研究单位则认为，对医药产品价值的判断，中国还是实实在在用成本法做评估，无形资产的投入没有计入。中国生物工程学会曾经想做生物技术评估工作，但是他们却不知从哪儿获得认证。
   
    谁为新药研发付账
   
    沈阳中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谢军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该公司研发的用于肿瘤辅助治疗的中药一类品种是“九五”计划支持的重点品种，此次又参与了今年“十五”的投标工作。
   
    一旦中标，其知名度与价值都将获得提升；而且，这个品种现已被新药审批办收审，接近临床。对制药行业来说，临床批文是个标志，表明这一技术已较成熟，企业在这个时候介入的风险相对较小。
   
    然而，这对前期投入上千万元的沈阳中天来说并不意味着苦尽甘来。吴谢军对记者说：“我们咬着牙挺到了现在。事实上，这个项目早在1997年就被列入国家重点攻关项目1035工程。真正有企业来与我们接触，却是等待临床批文的这个阶段。目前，尽管二三十家企业来找我们了解情况，但进入实质性谈判的只有两三家。由于是一类药，前期我们所投入的成本又高，因此企业都表现得非常慎重。我们自己没有制药厂，无法进行中试，成果转化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同样处境的企业不在少数。辽宁省科技厅的于海对记者说，辽宁省集中了一大批研发力量突出、开发新药能力强的科研单位，但产值高、效益突出的医药企业不多。很多成果本省企业承受不了，可联系面又有限，因而成果转化难。这次，辽宁省7个通过重大科技专项初审的项目，有3个面临着成果转化问题。
   
    吴谢军有喜有忧，曾慧慧却一片茫然。不久前，她的项目在北京市科委生物医药与新材料处组织的“快速追踪化学创新药物的研究开发”项目招投标中入选，但由于没有企业的介入，只能等待立项。这位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的副教授第一次尝到科研人员被推向市场的滋味。9月1日开学了，可实验室的开门费还没有。这个项目还能做下去吗？从接触的企业看，对眼前瞅不着底的项目，企业根本不愿意介入；只有做到临床前，企业才愿接手。但问题是，她这个尚处于早期阶段的项目，做到临床前至少还需要150万元的投入，这个缺口怎么办？
   
    吴谢军与曾慧慧所面对的，几乎可以说是每位科研人员都曾经或将要遭遇的问题。曲凤宏对记者说，将企业的经济实力与选购的品种恰当对接是个难题。
   
    医药成果的特点决定了其转化的难度。从下面的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药品开发的高风险：根据美国制药研究生产协会的数据，在接受试验的每5000种药品中，平均仅有5种接受临床实验。有研究结果表明，这5种药品中最终仅有一种获准成为病人用药。这意味着，即使进入了临床，成功率也仅有20%。
   
    就目前的投资环境，北京首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开发部经理王重华认为，无论是国内的制药企业还是投资企业，受大环境的影响，都没有转化体系，这些企业的实力不足以承担风险。特别是早期介入，即使看得很准，风险依然很大。另一方面，涉及到财务问题。有些企业即使愿意承担风险，但大量费用投出后，账没法做。在财务处理上，如何将研发的投入摊到成本没有一套成型的规定。而企业的领导人，一般任期很短，因此不太愿意牺牲掉短期的利润。对投资公司来讲更是这样，因为一段时间内账面会非常不好看。据王重华介绍，如何解决财务问题，公司也在尝试。他们希望国家政策上支持与产业结合紧密的风险投资公司及投资基金的出现。
   
    事件：医药成果拍卖东山再起业内人士冷眼旁观
   
    继5月科博会医药科技成果拍卖会失败之后，芮国忠———这位最早将拍卖形式引入医药产权交易的人士，又一次扛起了拍卖会的大旗。在11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医药高新技术交易会上，技术成果拍卖仍将被列为技术交易的一个形式。业内人士对此冷眼旁观，芮国忠自己心里也没底。事实上，今年5月科博会医药科技成果拍卖会的最终取消，给业界带来了不小的打击。张罗了大半年的拍卖会推出18个项目，只吸引来4家企业针对4个不同项目举牌，根本无法形成竞买。拍卖会的“流产”不仅使业界对医药成果拍卖这种形式产生怀疑，更使业界对医药成果转化的现状感到难以理解。
   
    回想1999年，一个用于止痛的中药口服品种———康赛德桂参止痛合剂作价3亿元，在拍卖会上以天价成交轰动了业界。要知道，在此之前，医药技术交易大多是企业和科研单位私下勾兑、讨价还价。有的品种，日后销售额过亿元，当初的转让价不过几十万元。
   
    随着拍卖会的成功，人们认为，高新技术交易沿袭传统的“袖筒里的交易”的历史将改写，于是，拍卖会受到追捧，并被迅速克隆。然而好景不长，三年时间，医药成果渐拍渐冷。重新回过头来审视，人们忽然发现即便是早先的成功也有着“偶然的因素”。在对当初那个“天价”转让的成果最终结局的追问下，我们看到，这个品种实际上并没有在市场上实现巨大的经济效益。
   
    “这一直是我的遗憾。在做项目评估时，我们认为这个品种题材很好。据测算，一年做3亿元～5亿元应该没问题。企业也挺有信心，觉得第一年就可以做到8000万元的市场份额；但由于企业后来没有踏踏实实地做市场，实际只做到了一两千万元。”芮国忠，那次医药成果拍卖会的策划者感叹地说。
   
    对于11月将进行的拍卖活动，芮国忠尝试在组织方式上做调整，即对申报参加本届交易会的重点项目先进行大规模招商，对某个项目基本确定有两个以上购买方后，再采取拍卖方式进行交易。然而，更多的业内人士却对拍卖会这不再光鲜的外壳背后实质的内容——医药成果转化，有着深深的忧虑。
   
    前景专业服务市场有待培育
   
    “即便是在今天，国内医药行业还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很多人认为医药成果转化，就是研究成果由实验室转移到企业的过程。”北京美迪生药业研究有限公司中国区经理焦庆安对记者说，“事实上，我们应该认识到，医药成果的转化贯穿于从实验室的研发到最终上市全过程的每个阶段。而且研发的最终目的就是市场化。”
   
    北京美迪生药业研究有限公司是一家全球性CRO(委托研究机构)。与在中国的许许多多同行一样，他们的客户目前还是以跨国公司为主。
   
    记者在随机采访中发现，大部分国内企业认为CRO与医药成果转化没有什么关系。
   
    焦庆安介绍说，“CRO是上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90年代中期发展速度最为迅猛。全球1500多家CRO，规模大的有一二十家。”记者了解CRO出现的背景时发现，由于将新药开发推向市场的速度至关重要———在美国，一个重要新药的上市时间延迟一天，公司收入损失将超过100万美元。加之，后期临床开发投入占到整个投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没有专业化的研究队伍，不按规范操作，很难确保成果得到转化。
   
    有关美国36家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的调查表明，他们中的大多数有计划扩大使用CRO的范围，因为他们的项目已经多得自己应付不了。“跨国公司的产品线较长，一般主营产品线，公司自己就有实力去做。而对于那些自己不擅长的、或者认为产出不合算的产品，往往采取委托研究的形式。因为利用CRO的专长，药物开发的过程会加快，还可以帮助制药企业降低费用。像辉瑞，就有480个合作者。”北京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促进中心投资管理部主任助理张泽工说。
   
    然而，中国的CRO发展时间还很短，大约只有5年的历史。来自北京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促进中心的报告说，在我国医药产业规模快速发展的同时，专业服务行业没有起到应有的支撑作用，与欧美发达的服务业(CRO)相比，我国专业服务业存在机构数量多、专业水平低、服务不规范等问题。专业服务市场不发达，难以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
   
    据业内人士介绍，国内大大小小的CRO公司超过100家。做得比较好的全部是跨国CRO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办事机构或公司。国内有不少规模很小的CRO公司，一两个人做一两个项目，服务也很局限。
   
    “坦率地说，我国药品申报的要求和标准目前与国际标准还有一定差距。按国际标准去做，成本肯定高。国内企业当然愿意执行低的标准。这也是目前CRO公司在中国的客户以跨国制药企业为主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过也应看到，已有一些国内的制药企业在转变观念。认为达到高的标准，有利于品种国际化与提高市场占有率。”
   
    尽管整体看，国内的专业服务市场还比较混乱，但张泽工认为，这是一块很有潜力的市场。因为，中国的药政体系与国际接轨的趋势已非常明显。而且从国际上的趋势看，CRO服务的全球市场正以每年20%～25%的速度增长。一些较大的公共CRO公司的增长率高达45%。客户需求将促使服务业发展，中国的CRO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来源：生物医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