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虫棉有没有“基因污染”（上）

　　[AD340X300]■安全性问题六大质疑
    去年11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两位研究人员在英国《自然》上发表文章说，他们在墨西哥南部 O axaca地区采集的6个玉米地方品种的样本中，发现有 C aMV35S启动子及 N ovartisBt11抗虫玉米中的 a dh1基因相似序列。
   
    绿色和平组织借此渲染说，墨西哥玉米已经受到“基因污染”，甚至指责墨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的基因库也可能受到了“基因污染”。文章发表后，受到很多科学家的批评。科学家指出，所谓测出的35S启动子，经复查证明是假阳性。所称 B t玉米中的“adh1”基因已经转到墨西哥玉米的地方品种也是假的。因为转入 B t玉米中的基因序列是“adh1－1S”基因，作者测出的是玉米中本来就存在的“ adh1－1F”基因，两者基因序列完全不同。审稿人和编辑部也没有核实。对此，《自然》发表声明称，“这篇论文证据不足，不足以证明其结论，原本不应该发表”。科学家说，转基因玉米和栽培玉米之间发生的基因漂流是可能的，但这不能渲染为“基因污染”，并作为禁止转基因作物的理由。
   
    今年6月3日，南京某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在《转 B t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的综合报告》也认为“转基因抗虫棉破坏了环境”。这使不少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技人员自然想起了“墨西哥玉米事件”。文章的六条主要结论：一是“棉铃虫寄生性天敌－寄生蜂的种群数量大大减少”。二是“棉蚜、红蜘蛛、盲蝽象、甜菜夜蛾等次要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三是“ B t棉田中昆虫群落的稳定性低于普通棉田，某些害虫爆发的可能性更高”。四是“室内观察和田间监测都已证明，棉铃虫对 B t棉可产生抗性”。五是“ B t棉在后期对棉铃虫的抗性降低，所以棉农还是要喷两到三次农药”。六是“现在还没有有效的措施来消除和延缓棉铃虫对 B t棉所产生的抗性”。
   
    ■抗虫棉对环境功不可没
   
    7月31日，记者随同有关领导和中国农科院的专家在河北廊坊考察优质转基因抗虫棉现场。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农业部副部长韩长赋、河北省副省长宋恩华、中国农科院院长翟虎渠等领导以及方志远、郭予元院士等听取了生物技术所、植保所、棉花所的专家报告。
   
    抗虫棉发明人郭三堆在廊坊500亩抗虫棉基地的一块田里忙得一头汗水。他介绍说，国产抗虫棉的研制成功和广泛应用已有6年，深受农民欢迎。目前，全国推广近3000万亩。主要棉产区已形成非抗虫棉不种的局面。
   
    据了解，中国是产棉大国，也是原棉消费大国，棉花和纺织品业年出口创汇总额占全国1／4的支柱产业。由于常年大量使用有毒农药，使棉铃虫产生了抗性。一方面棉农逐年增施农药却对虫害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却是农田生态环境被破坏，危及棉农身体健康。正是针对90年代初我国北方棉区棉铃虫大爆发的情况。“863”高科技发展计划1991年首批启动了“转基因抗虫棉”研究。
   
    郭三堆说，中国抗虫棉有自主知识产权，其杀虫蛋白对棉铃虫控制效果在85％以上，对红铃虫和玉米螟控制效果达90％，显著优于化学农药。抗虫棉还减少了农药使用量70 80％，也使人畜农药中毒和死亡事故发生率降低。据调查，种植抗虫棉的棉农一年平均减少农药喷洒13次，每亩地减少农药施用3.3公斤。抗虫棉每亩增收节支合计约140元，至今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过24亿元。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显著。
   
    据山东种子管理站的调查数据，2000年，山东种植国产抗虫棉105万亩，减少农药用量1500多吨。生态效应很好。
   
    ■不回避问题又欢迎争论
   
    上述事实的正面数据绿色和平组织并未引用。却说“转基因抗虫棉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问题。棉农将施用更多、更毒的化学农药。”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贾士荣说，此一文章没有经过同行评审，没有说明研究方法，没有生物学统计数据，违反了生物学一般常识，只是按作者个人的意愿断章取义。
   
    难怪国外的一些评论也把它说成是“垃圾科学”和“伪科学”。
   
    对于这种争论，科学家一致认为应以科学为基础。有专家说，目前批准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还没有发现环境和食品安全性问题。长期效应需要跟踪，包括非预期效应，但非预期效应的分析必须与安全性评价相结合。转基因以后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如果与安全性没有关系，变化并不能说明它有问题。
   
    一些专家认为，有关转基因作物的争论，并不纯粹是科学问题，而是经济和贸易问题。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已经成了国际贸易的技术壁垒。一些科学家对某些媒体的炒作提出质疑：“这对消费者的心理和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已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为什么国际上有反转基因作物的声音？专家认为，这类活动的核心是反对生物技术。人们所熟知的美国、印度，都曾发生了焚烧转基因实验地，装有转基因食品的船只到港不让进的案例。有的甚至将转基因的大豆成吨成吨抛撒在大街上，还组织游行示威等。“他们每年的活动经费是1.7亿美元，花这么多的钱做这种事，有着深刻的商业背景。原因是转基因农业的发展威胁到有机农业的发展。”
   
    一方要禁止生物技术，另一方则是在保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同时促进生物技术的发展。这成了两种声音的分水岭。有专家把与反生物技术组织的争论，提高到“要不要转基因作物产品，是要不要科学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问题。
   
    尽管这种争论在我国是首次出现，农业部科教司司长牛盾观点是“在做好转基因的安全性评价同时，不要回避问题，要欢迎争论。”他表示，要做好农业生物技术的投入和发展，并要加强力度。“从目前情况看，凡是有共识的、有远见的人，都想占领生物技术制高点。”牛司长建议，要有更宽的视野对待争论。“每一次的技术革命，对观念，对生活质量，都会带来巨大的变化。但也有反作用。角度不同，背景不同。我们要豁达的接受对安全评价的评估。”
   
    ■有风险不等于有害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贾士荣承认，如果棉花和玉米中转的是同一个基因的话，在同一个地方推广是有风险的。但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风险，二是有害、危险。他认为，风险是指潜在的或可能发生的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危害，而有害则是科学已证明了的客观事实。现在很多报纸、杂志把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一讲到转基因作物，只凭臆测，不顾科学事实，把它说成“洪水猛兽”，“危害巨大”、“甚至会影响到子孙万代”。这对不明真相的公众来说会是一种误导。
   
    科学上在对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分析包括环境和食品、饲料安全性方面，我们了解到，在风险分析中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即禁止或延缓发展生物技术会带来多大的风险？部分专家认为，“最大的风险是无所作为，坐失良机，眼看自己的市场被别人占领。”
   
    贾士荣说，安全性或风险性也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今天科学上认为是安全的，明天可能会发现不安全的因素；今天认为不安全，随着科技的进步，明天会找到新的技术消除其不安全因素。
   
    事实上，任何人类活动都有风险，任何科学技术发明都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重要的是取其利，避其弊。电器、汽车、飞机、免疫、青霉素等等都未必绝对保险。触电会伤人，汽车能使空气污染，飞机旅行会有空难，免疫注射弄不好还会死人，青霉素也有人过敏。“难道因为有了这些副作用，我们就不与它来往了吗？”
   
    欧洲有一个国家，在1906年立法禁止使用汽车，原因是汽车跑得太快，路上行人不安全，这个法律历时20年，直到1925年才废止。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立法！
   
    摘自：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