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容易的，政治是困难的－－徐立之专访

　　

——专访人类基因组组织(Human Genome Organization)主席徐立之教授(Lap-Chee Tsui)

　　4月14日至17日，2002全球基因组大会在上海召开，在3天时间里，来自各国的科学家将展开近百场的演讲。记者在上海独家专访了大会主席、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徐立之(Lap-Chee Tsui)。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新趋势是什么？

　　徐立之:这项研究虽然一直是人们的焦点，但我只能说一切刚刚开始，所有的成果只是最初步的成果。比如人类到底有多少基因，以前只是通过计算机的测算，但现在必须通过人工一个一个的用实验检验，工作量非常大。结果上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最开始推测有6万，然后测出有2.5万～3万，但经过校验也许还会回到最初的判断——可能在6万～7万间吧。研究对象也要从人拓展到更多的食物，比如水稻、小麦、家猪、家禽等等。同时另一方面，基因组学要向应用发展，寻找跟疾病有关的基因，也就是常说的那些“有用的基因”。还有大量的“无用基因”，并不是说它不重要，只是现在并没有表现出疾病症状，但人却少不了它。

　　三联生活周刊:“人类基因组组织”是一个什么机构？它起什么样的作用？

　　徐立之:“人类基因组组织”成立于1990年，是一个非官方的民间组织。我称它为基因研究的联合国。成员大都是各国基因研究的顶级科学家，他们主导着基因研究方向。科学家们都是自由参加的，我们的成员也不仅是生物学专家，还有很多伦理、法律的学者，地域分布也比较广:美洲、欧洲、亚洲都比较多，只是非洲少，在那里基因科学还比较落后。我们的组织结构比较松散，平时只有一个常设的理事会，负责相关的联络工作。这个组织没有自己的研究项目，只是按各自的学术目标，下设8～10个委员会或者说是学术小组。

　　专家们在会议中达成共识，发表宣言，我们一直在用道德的力量规范这门科学的发展。比如我们在2000年发表声明: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成果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这次我们就在人口大国中国举行会议。我们是“联合国”，所以并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组织平时有什么常规活动？

　　徐立之:每个小组组织自己的会议，每年2～4次吧;每年也有年会。不过，你也不要期待在上海会议看到多么惊人的学术报告，这里没有最优秀的报告。我们把研究的重要性介绍给大众，同时成员们互相通报研究方向和学术进展。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总是在这种场合寻找到事业的合作者:或是志同道合，或是能力互补;而这往往是不经意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的活动经费有多少？谁来承担？

　　徐立之:我们没有活动经费，从来都是自己掏腰包。所以有些学术小组每年也就是打打电话，像这次年会是得到了李嘉诚基金会的赞助，不过大家还是自付差旅费，像我这个比较重要的角色的房费是免了，但机票还是要自己出。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基础研究的经费还是比较紧张的，你在加拿大的经费充裕吗？

　　徐立之:我现在带3个学生，主要负责两个课题，“狼疮遗传病”和“第七号染色体”，另外就是为多伦多大学的基因中心提供咨询。在未来的3～5年内我手里的经费有2000万加元，相当于1500万美元，这比以前好多了。你问我够花吗？——就像吃饭一样，钱少就少点一个菜。

　　三联生活周刊:在加拿大科学家如何找钱？

　　徐立之:主要由联邦政府提供，资助方向有三个:基础生物、医学研究，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研究以及文史哲、伦理等社会科学研究。我经常会向政府的卫生部申请经费。另外一个主要来源是疾病基金会，在加拿大有二三十家，最大的是“癌症基金会”，其次是“狼疮纤维化遗传病基金会”，还有心脏病、关节炎的基金会也比较大，这主要看当地多发病是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申请的程序是什么？

　　徐立之:每年一般会有两次机会。首先要准备你的《申请书》，前面要写清你最近5年主要做了那些事情，有什么成果，未来有怎样的计划，这部分大概15页。后面是相关附件，你的论文和各种证明，总共加起来要有1寸厚。评审委员会由10～15名专家组成，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我的课题的成功率亦不会超过20%，竞争非常激烈。不是说你的计划不够优秀，而是有人比你更优秀，或者说更幸运。不过好在机会很多。

　　三联生活周刊:加拿大有没有直属国家的研究机构？

　　徐立之:有，但不是很多。他们找钱很容易，是直接划拨的，审批不是很严格。研究人员都是国家公务员，效率不高，这在国内一直被人们所非议。

　　三联生活周刊:你有没有和私营公司合作过？

　　徐立之:有，但也不是很多。一般的方式是各投50%的资金，有时公司的比例也会占多数，但它一定要跟我说明白原因。作为科学家，眼光要放长远，不要总盯着眼前的专利。我们要利用各种机会，联合起来把研究的楼梯一层一层铺上去。我认为政府和私营公司都应该是这项研究的主导力量。但公益力量与商业力量的矛盾有时非常复杂，比如我们把人类基因组的成果做成数据库放到网上，免费下载;但后来发现维护数据库的公司却把它制作成光盘卖钱，他们也是有成本的，他们也需要生存。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中国基因组研究的现状？

　　徐立之:北方基因中心、南方基因中心、华大基因中心的技术都是世界前列的。但问题是中国这样的机构太少了。另外关于基因与疾病的研究还没有展开，这方面研究应该侧重于中国人的多发病，比如肝癌、鼻癌、食道癌等。

　　三联生活周刊:在基因研究上国与国之间竞争十分激烈？

　　徐立之:竞争是非常必要的，不竞争就没有研究的动力和项目的焦点，即使存在着浪费科研经费的情况也在所不惜;但合作同样重要，科学不是一个人、一个机构可以做完的，退一万步讲，科学成果间还需要相互的检验。

摘自 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