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伦理学的两难境地

　　

   （生物通编译） 成立于19世纪、分别坐落于大西洋两岸的两家医学组织近日在伦敦首次会晤，探讨21世纪最有争议的议题－－生物伦理学。由英国皇家医学协会（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 RSM)和纽约医学学会（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NYAM)主办，医生、哲学家和律师们讨论了“生命之初和生命尽头的伦理困境”问题。议题的范围从克隆疗法到胚胎干细胞的利用、从志愿安乐死到辅助自杀等。

     “生物论理学是一个新领域，”NYAM的高级副会长Alan Fleischman表示："但是对它的关注如同医学一样由来已久。“他强调，随着新技术的崛起，伦理学家们不得不面对以前只是存在于理论上的问题。

     即使是医生们解除病人疾苦的天职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有关疾苦的定义众说纷纭，世界上第一家生物伦理学中心－－纽约Hastings 中心的创始人Daniel Callahan说道。

     有关解除人类疾苦的定义”过去从未象现在这样从众多方面去考虑“，Callahan概述了3类疾苦：”传统意义上“的疼痛、”心理上“的痛苦以及”侵犯尊严“方面的痛苦。

      尊严是安乐死争论的焦点，但Callahan对治疗失去尊严是否是医生们应该扮演的角色表示怀疑。

      对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的科学副主管Dixie Snider而言，这个问题暴露了美国医疗体制的不平衡和不平等。

      Snider指出，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美国在医疗供应品上的花费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1999年达到1.2亿美元，但是这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他问道。

      巨大的开支使美国人的平均寿命超过了80岁，但是其中存在着治疗和预防比例不平衡的问题。他说：”预防部分的花费仅占1%到5％左右。

      Snider补充说，医疗保健的利用随地理和收入不均衡分布，南达科塔州的四个县，平均期望寿命只有56.51岁，只长于苏丹，比孟加拉的人均寿命还短。

      与此相反，英国医疗体制的问题则是经费短缺。威尔士大学医学副主席Ilora Finlay承认，近期试图预防而非治愈疾病的努力还没有实现预期目标。

      Fleischman最后下结论，美国和英国的医疗体制都面临着过量的需求 ，因而生物伦理学领域和医学领域联合起来加强彼此的“纪律”将变得日益重要。

——摘译自 BioMedNet 2001-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