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醒悟过来，向AIDS危机开战

　　

中国醒悟过来，向AIDS危机开战

由于吸毒人数的上升和商业性交易的泛滥，把中国推向了AIDS爆发的边缘。
但由于历史上的人口隔离使中国获得了一种优势，便于进行最新的疫苗试验。

北京—--中国可能成为下一个AIDS战场，这个国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导致广泛的HIV/AIDS传播。官方统计数字是只有670例证实的AIDS患者和18143名HIV携带者。 但所有迹象显示：这种传染病将很快肆掠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中国AIDS预防和控制中心（NCAIDS）的估计，实际感染HIV的人数可能高达500，000。由于日益增长的静脉药物注射，性道德观念的变化以及商业性性交易工业的兴起，这个估计值自1995年以来已提高了5倍。结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的话，NCAIDS预计中国到2010年HIV感染人数将达一千万之众。
“如果中国不采取有效地措施，AIDS将发展为一场全国性的灾难。”位于北京的中国预防医学院前任院长、病毒学家曾毅在近期向中国科学院提交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他还说，由于治疗AIDS患者需要大量费用以及AIDS导致的生产力的下降，将“摧毁中国从1980中期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但是，一线希望出现在这种黯淡的描述中——中国可能是最好的试验新疫苗的地方。研究者们希望，在不同HIV株系混合之前早早行动，将易于从相应的集中人群着手，找到针对携带的病毒特异亚类的疫苗。并且，中国良好的公共卫生设施也会有利于此项试验。 
此外，曾毅还说他从国家领导人的近期举措中受到鼓舞，而他认为这些领导人最初反应迟缓。受国家卫生部资助并作为中国预防医学院的一部分，成立才两年多的NCAIDS最近扩大了中心的活动，并支持流行病学和行为干预的研究。政府已允诺为他们建一栋新大楼，媒体对这个话题也作了广泛的报道。国际AIDS疫苗行动（IAVI）负责研究和发展的副主席Wayne Koff指出，中国的行动不仅有益于它本国的人民，也是对IAVI和其它组织的全球努力的一个补充
然而中国对这些问题的总体投入仍然很低，中国国家政府现在为HIV/AIDS项目投入了仅仅一千五百万人民币（约合1.75百万美元），尽管官员们希望在下个财政年度增加到四倍。省和地方一级的政府部门也将投入一笔数目不详的小部分资金。其它一些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也将提供数目不大的资助。
但是，即使提高资金预算也不能解决一些结构上的问题。NCAIDS行为干预部门的主任Wu Zunyou说他还不能使那些静脉注射药物的瘾君子使用新针头，或将避孕套发给那些性交易者手中，因为政府观点是这些努力会被视作对这些非法活动的“宽恕”。而且许多地方官员还没有意识到需要行动起来。Wu说，即使有国家法令，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也很难对那些不健康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干预。
AIDS教育的效果也因为公共卫生工作者受雇于地方政府这个事实而大打折扣。尽管有些地区积极支持HIV/AIDS预防行动，但也有些地方不是那么热心。曾毅说某些地方官员很可能报低HIV病例的实际人数，以逃避上级部门对血液采集等行为的严格控制，并避免吓走那些外国投资商。Wu还说某些地方的警务部门因怀疑卖淫甚至逮捕那些携带有避孕套的妇女。因此，Wu说，教育不仅要针对普通大众也要针对地方官员。但是“我们前进的脚步跟不上传染的速度”。

打开国门：

曾毅说中国政府领导人最初对于很少的AIDS病例和低数目的HIV感染估计值而沾沾自喜。“考虑到中国的12亿人口，这样低的数字表明问题似乎很小”。HIV/AIDS迟迟不能在中国传播开来是由于早先中国限制同其它国家的交流，和政府禁毒和禁止卖淫嫖娼法律的严格实施，以及文化上对性的保守态度。
但是随着经济改革的加速和同世界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中国也“开通”了曾折磨过地其它国家的同样的传播途径。首当其冲的是静脉药物注射的上升，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和西部边陲；以及注射针头的共用。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1999年估计有68万吸毒者，比过去上升了14%，而在18000例已被证明的HIV携带者中，约72%是静脉注射毒品者。
令卫生部门官员担心的是商业性性交易活动和性传播疾病（STDs）的上升，尽管异性的性行为交易导致的HIV病例只占总数的6.7%，但所报告的STDs的患者在过去两年内上升了两倍，在1999年超过了80万病例。由于国家的监督网络不包括私人诊所，NCAIDS流行病学部门的副主任Qu shuquan说，实际数目可能比估计值要高三到五倍。STDs死灰复燃是这个国家面对的一场痛苦的转变，因为在六十年代这样的疾病很少见到。Wu说现在的一些中国人抛开了性行为的禁忌，“对他们来说，有几个性伙伴不再被视作是可耻的”。而打工者的四处漂泊更加剧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由于大量内地国有企业的破产，大批工人到沿海城市寻找工作，使那里的性交易商业活动更加活跃。
最后，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潜藏在HIV上的巨大隐患——受污染的血浆。其中的许多问题出自于那些贫穷的乡村农民向商业收集中心卖出的不健康的血液。在1999年对河南省内的一个小村庄研究中发现，在140户卖过血浆的居民中，有80户可能由于当地商业性血液收集中心不彻底的消毒措施而感染了HIV。而这些人还不包括在因输血而传染HIV的官方统计中——因为记录中只包括受血者的资料。
在1998年，政府下令禁止为血浆“捐赠”提供报酬，关闭了许多达不到安全标准的商业性的血液收集中心，并引入过滤过骤。但一些地方报纸报道指出由于志愿献血的缺乏，一些地方仍在”买血”。

地方性试验：

当卫生官员们为预防战略不懈努力时，研究人员强调指出提高国家基本的流行病学和生物医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性。NCAIDS的副主任、病毒学家绍一鸣说现在生物医学的投入大约是政府HIV/AIDS的预算的5%，他希望在总投入上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这一比例。他也希望说服科学技术部为HIV/AIDS相关的研究提供资助，作为对卫生部支持的研究工作的补充。
另外研究人员也寻求至少小额的国际援助以促进对HIV的预防和教育，并提高本国的研究水准。他们对于美国卫生部的一项新的资助美国国外的HIV/AIDS研究的计划尤其感到高兴。绍一鸣说，对中国科学家尤其重要的是研制出普通大众能买得起的疫苗和治疗手段。不能象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当外国研究者因计划结束而撤走时，使防治HIV/AIDS的努力遭到挫折。
中国本国的研究水准以及它目前HIV/AIDS流行的状况，事实上使中国成为有利于疫苗试验的地方。绍一鸣指出，在许多发达国家，HIV/AIDS的发生处于稳定期，对于疫苗试验，只有大规模的群体才能给出统计上有意义的结论；而在中国，HIV/AIDS的发生正处于上升期，疫苗试验可在较小的群体上进行，并更快的获得结果。
Hans Wolf是德国Regensburg大学的病毒学家。他现在正同NCAIDS合作,负责一次即将在新疆进行的试验。他说，就象流行感冒病毒疫苗在每次爆发后都心须更新一样，每种HIV亚型很可能需要研究出针对它的特定疫苗。其它一些研究者则希望一种单一的疫苗能对抗多种不同的病毒亚型。但为减少影响因素。现在许多种疫苗都分别针对某一特定的进化型，并且分别在对应亚型居支配地位的地区试验。
霍普金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Xiao-Fang Yu指出，中国境内的HIV分化亚型内的变异比其它国家少。在对广西省流行的B/C重组株四年的研究中，他发现从5个地区取来的株系样品在HIV外被蛋白的遗传序列上仅有1%到2%的变异； 而仅从美国巴尔的摩2个病人取来的病毒株系也显现出15%到20%的变异。因此他认为：“如果疫苗的效果依赖于病毒的同质性的话，那么中国就是进行疫苗试验的理想场所。”
最后一个利于在中国进行疫苗试验的因素就是Rockfeller大学Aaron Diamond AIDS 研究中心主任David Ho所称的中国“合理的基本设施”。中国有很好的卫生和流行病监护网络，可以帮助确定HIV株系的多少和分布，从而有助于疫苗试验的群体研究。
中国流行病学及基础设施上的优势吸引了多个HIV/AIDS研究小组，它们都想检测疫苗的有效性。IAVI的Koff指出，这些试验将是其它地方类似试验的有益补充。
曾毅支持开发疫苗，但他还指出需要其它的短期的、防治HIV/AIDS的战略。但到目前为止，他说：“最迫切的事情是开展全国性的教育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