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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童年创伤、认知偏差（CB）、神经质和抑郁对青少年精神病性体验（PLEs）的影响，研究发现四者均是影响因素，且 CB、神经质和抑郁是关键中介，该研究对临床筛查和治疗有重要意义。
在青春的成长旅程中，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备受关注。精神病性体验（Psychotic-like experiences，PLEs），作为一种亚阈值精神病症状，在青少年群体中并不罕见。在澳大利亚、西班牙、日本等国家，9 - 12 岁儿童中 PLEs 的中位患病率为 17%，13 - 18 岁青少年为 7.5%，而中国 10 - 23.3 岁人群中，这一比例更是相对较高，达到 20.7%。PLEs 不仅会增加个体发展为精神病性障碍、非精神病性障碍的风险，还可能引发情绪困扰、自杀倾向以及社会功能障碍等不良后果。
过往研究表明，童年创伤、认知偏差、神经质和抑郁都是 PLEs 的重要风险因素。然而，这些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进而影响 PLEs 发生风险的，却鲜有人深入探究。
为了揭开这一谜团，湖南中医药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针对青少年的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杂志上。
研究人员从中国湖南省的三所高中招募了 4087 名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研究采用了多种专业量表进行评估，如用社区精神病体验评估量表（Community Assessment of Psychic Experiences，CAPE-P15）测量 PLEs；童年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SF）评估童年创伤；达沃斯认知偏差评估量表（Davos Assessment of Cognitive Biases scale，DACOBS）衡量认知偏差；大五人格量表（Neuroticism-Extraversion-Openness Personality Inventory，NEO-PI）的神经质分量表评估神经质；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9）测量抑郁。同时，研究人员还收集了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并使用自我报告问卷对精神疾病诊断进行了筛查。
研究结果显示：
- 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单因素逻辑回归分析表明，童年创伤、认知偏差、神经质和抑郁均与 PLEs 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其中，神经质水平较高的人患 PLEs 的风险最高（优势比 OR = 14.61，95% 置信区间 CI：8.94 - 23.90，p < 0.001），抑郁（OR = 12.06，95% CI：9.23 - 15.76，p < 0.001）、童年创伤（OR = 3.08，95% CI：2.59 - 3.65，p < 0.001）和认知偏差（OR = 6.36，95% CI：4.16 - 9.74，p < 0.001）也明显增加了 PLEs 的发生可能性。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居住地、独生子女状况、经济状况和父母婚姻状况等潜在混杂因素后，这些预测因素在 PLEs 模型中仍然显著（所有 p 值 < 0.001）。
- 交互作用分析：分层逻辑回归分析发现，与仅经历童年创伤的个体相比，童年创伤与神经质（OR = 8.94，95% CI：5.23 - 15.27，p < 0.001）、抑郁（OR = 9.02，95% CI：6.63 - 12.27，p < 0.001）或认知偏差（OR = 4.86，95% CI：2.91 - 8.13，p < 0.001）相结合时，个体患 PLEs 的风险显著增加。
- 中介效应分析：通过路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认知偏差、神经质和抑郁是童年创伤与 PLEs 之间的重要中介变量。童年创伤通过这些变量对 PLEs 产生显著的标准化间接效应（β = 0.251，95% CI：0.231 - 0.269，p < 0.05）。同时，童年创伤对 PLEs 也存在显著的标准化直接效应（β = 0.177，95% CI：0.147 - 0.209，p < 0.05），这表明其他变量的中介作用是部分中介。最终模型能够解释 44.7% 的 PLEs 变异，模型拟合指数良好（RMSEA = 0.017，90% CI：0.000 - 0.049；CFI = 1.000；SRMR = 0.005；GFI = 1.000）。
该研究首次揭示了童年创伤与青少年 PLEs 之间的路径，要通过认知偏差、神经质和抑郁这些重要但部分的中介变量，这与精神病的认知模型相符。虽然大多数患有 PLEs 的个体能够缓解，但约 7% 的人会发展为完全的精神病。识别与 PLEs 相关的高风险因素，对于检测精神病风险和预防精神障碍的发生至关重要。研究结果提示，在筛查 PLEs 风险时，应综合考虑童年创伤、认知偏差、神经质和抑郁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此外，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已被证明可有效管理认知偏差和抑郁症状，因此针对有童年创伤史的青少年，以认知偏差和抑郁症状为靶点的 CBT，可能有助于降低其患精神病的风险，特别是在学校心理健康保健项目中。
然而，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样本仅局限于青少年，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在更广泛人群中的推广；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或随访设计，以进一步探究这些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未考虑更广泛的情绪症状和认知偏差的影响，如躁狂、阴性症状或急于下结论等；此外，由于文化因素，研究未纳入性虐待相关问卷，且仅使用自我报告量表测量 PLEs，未来研究可结合临床访谈，以更全面地了解 PLEs。
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为我们理解青少年 PLEs 的发生机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为临床筛查和干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