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母体的免疫系统出现异常时,就如同交响乐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各种妊娠并发症可能接踵而至。慢性炎症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与妊娠丢失的风险增加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怀孕早期,SLE 患者病情发作时,发生妊娠并发症的风险极高,有 30%-40% 的患者可能会经历妊娠丢失。研究发现,在怀孕早期,也就是胚胎着床和胎盘形成的关键时期,不适当的 I 型干扰素信号传导与不良妊娠结局紧密相连。例如,患有 SLE 且并发子痫前期(PE)的患者,在怀孕早期的功能性 I 型干扰素活性明显高于那些妊娠过程顺利的 SLE 患者。
PE 是一种在妊娠期间出现的高血压疾病,其特点是滋养层细胞侵入浅、螺旋动脉重塑不足。鉴于 I 型干扰素在患有 SLE 且出现与滋养层细胞侵入不良相关妊娠并发症的患者中升高,研究人员推测,怀孕早期 I 型干扰素升高可能会影响 EVT 的功能,导致绒毛胎盘处于应激状态,进而增加患 PE 的风险。带着这样的疑问,研究人员开启了探索之旅,旨在研究 I 型干扰素刺激对 EVT 侵袭和螺旋动脉重塑的影响。
结果
1. 升高的 I 型干扰素暴露抑制 EVT 侵袭
研究人员就像一群敏锐的探险家,为了探究 I 型干扰素对胚胎着床的影响,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一种模拟胎儿 EVT 侵入母体子宫的植入芯片(IOC)设备。这个设备就像是一个微观世界,重建了母胎界面的三维结构,在这里,EVT 可以通过细胞外基质(ECM)向子宫内膜内皮细胞(ECs)进行定向迁移。
实验开始时,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地在 IOC 设备中接种了从临床标本中分离出的人类孕早期组织相容性白细胞抗原(HLA)-G+ EVT 和人类子宫内膜 ECs,并通过免疫荧光染色确认了 EVT 中人类胎盘催乳素(HPL)、细胞角蛋白 - 7(Ck7)和 HLA-G 的表达。两天后,他们开始了关键的操作,每天用 I 型干扰素的标志性成员 IFN-β(100 或 1,000 IU/mL)对 IOC 设备中的 EVT 和 ECs 进行处理。
在正常情况下,EVT 在侵入母体子宫内膜的过程中,会重塑并取代子宫动脉的母体内皮细胞,以促进血液向胎盘的低阻力流动,在这个过程中,EVT 会呈现出内皮样状态。研究人员惊喜地发现,在 IOC 设备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一个名为 EVT4 的细胞簇独特地表达了内皮标记物和血管内滋养细胞的标记物,这表明在 IOC 设备中确实出现了侵袭性 EVT。
然而,当 EVT 暴露于 I 型干扰素后,情况变得糟糕起来。许多经典的间质基因表达显著降低,包括间质标记物和参与细胞运动、ECM 沉积的基因,这表明 I 型干扰素导致了 EVT 的上皮 - 间质转化进程受阻。
由于 EMT 的破坏与 PE 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研究人员接着对与 PE 病理生理学相关的基因进行了评估。他们发现,IFN-EVTs 中多个与 PE 风险增加相关的基因表达升高,同时还观察到补体激活成分的表达增加,这些都与 PE 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通过与 PE 患者 EVT 的单细胞转录组数据对比,研究人员发现 IFN 暴露的 EVT 中差异表达基因与 PE 患者 EVT 中失调基因有显著重叠。这一系列结果表明,升高的 I 型干扰素暴露破坏了 EVT 的 EMT 进程,并使其呈现出类似 PE 的基因特征。
4. 升高的 I 型干扰素限制 IOC 设备中 EVT 介导的血管重塑
螺旋动脉重塑是保障胎儿充足血液供应的关键环节,在这个过程中,血管内滋养细胞会取代子宫动脉的腔内皮细胞。而 IOC 设备就像一个微观的 “模拟舞台”,可以模拟这一生理过程。
当然,这项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 IOC 设备的微流体设计,研究人员无法单独处理 ECs 或 EVTs,因此无法确定 I 型干扰素对 EVT 功能的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而且,实验模型没有模拟着床部位的细胞复杂性,缺少基质细胞和免疫细胞等。未来的研究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进一步探究 EVT 和 ECs 对 IFN 的特异性反应,以及它们与其他细胞的相互作用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在 IFN-EVTs 中发现了类似 PE 的基因特征。PE 是一种严重威胁母婴健康的妊娠高血压疾病,它还会增加母亲和孩子日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PE 的发病机制复杂,目前认为它分两个阶段,早期的植入和血管重塑不足会导致胎盘灌注减少,进而引发疾病的临床表现。研究人员发现,IFN 刺激会诱导与 PE 两个阶段相关的基因表达,这进一步表明不适当的 IFN 信号可能是引发 PE 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揭示了孕期 I 型干扰素升高对 EVT 功能的多方面影响,为理解妊娠并发症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未来的研究和临床干预指明了方向。在未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或许能找到更多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为母婴健康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