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疫情后智能手机过度使用的三年下降趋势：一项针对成年人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Addictive Behaviors》：Decreases in smartphone overuse and moderators among adults in general after the COVID-19 outbreak: A three-year prospective study

编辑推荐：本研究通过前瞻性队列设计，追踪86,827名日本成年人三年间智能手机使用行为，采用SAS-SV量表和GMA模型分析发现，疫情后智能手机成瘾程度（GMA d=-0.13）、过度使用感知（d=-0.14）及负面后果（d=-0.23）均显著下降，揭示数字技术常态化使用对行为认知的重塑机制，为后疫情时代数字健康政策制定提供重要依据。

　　在数字技术深度渗透日常生活的当下，智能手机过度使用问题日益引发关注。COVID-19大流行作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戏剧性地改变了人们与技术互动的方式——当线下活动被迫转为线上，智能手机从"可选工具"转变为"生存必需品"。然而，这种强制性依赖是否加剧了成瘾行为？现有研究呈现矛盾结论：中国大学生数据显示使用下降，而香港青少年报告却显示上升。这种分歧背后，可能隐藏着文化差异、测量工具或研究设计的深层问题。

日本国立信息通信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在《Addictive Behaviors》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们采用前瞻性队列设计，通过市场调研公司Macromill招募86,827名18-70岁成年人，在2019年12月（疫情前基线）至2022年12月间完成7次追踪。研究使用三套标准化工具：智能手机成瘾量表简版（SAS-SV）评估行为依赖程度，单项5点量表捕捉主观过度使用感知，8维度负面后果量表量化功能损害。数据分析采用生长模型分析（GMA）计算标准化效应量（GMA d），并通过多重插补和完整病例分析验证结果稳健性。

主要发现呈现三个层次：首先，时间趋势分析显示所有指标持续下降，SAS-SV得分从基线24.69降至22.24，负面后果从19.90降至17.46。GMA模型揭示非线性下降模式，早期降幅更陡峭（二次项γ₂₀=0.19-0.27）。其次，调节分析发现两个稳定预测因子：较少购买新应用（β=0.014-0.017）和更强"未感染"信念（β=-0.013--0.011）者下降更显著。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4月（日本第四次疫情高峰）出现短暂回升，可能与防疫政策收紧相关。最后，敏感性分析证实结果稳健，完整病例组的效应量（d=-0.13--0.23）与主分析高度一致。

讨论部分提出"必要性正常化"理论解释：当智能手机使用从娱乐行为转变为防疫必需时，社会认知发生重构。这呼应了Bandura社会认知理论中环境线索塑造行为评价的观点。政策层面，日本"社会5.0"数字战略可能加速了这种认知转变。研究同时指出两个潜在机制：经济投入（应用购买）强化行为黏性，而风险感知（感染担忧）可能激发补偿性使用。这些发现挑战了"疫情必然加剧数字成瘾"的假设，为理解技术-社会互动提供新视角。

该研究的创新性体现在三方面：首次在普通成年人群完成三年追踪；开发GMA d指标捕捉非线性变化；揭示文化特异性调节因子。局限包括88%的高脱落率、自报告数据偏差，以及日本特定防疫政策的影响。未来研究可结合客观使用数据，探索其他文化背景下的表现模式。这些发现不仅修正了数字成瘾的理论框架，更提示公共卫生危机可能通过重塑技术认知产生意想不到的行为干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