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发现适合“从政”的大脑区域

Effects of focal brain damage on political behaviour across different political ideologies

　　

• 研究结果揭示了促进政治理解和减少两极分化的途径

• 这项研究也可能有助于改善脑损伤后的临床评估

一个人的政治参与程度可能受到从教育到环境等无数因素的影响。现在，由西北大学和雪莉·瑞安能力实验室领导的一项新研究发表在《Brain》杂志上，首次确定了哪些大脑网络调节政治激情。

这项研究分析了有和没有脑损伤的越战老兵。通过比较有局部脑损伤的人和没有局部脑损伤的人，研究小组能够确定可以改变政治情绪强度的大脑结构。

前额叶皮层是负责认知控制和推理的区域，其损伤导致政治情绪的强度增加。相反，杏仁核（一种参与情绪处理的大脑结构）的损伤会降低参与者的政治强度。即使在考虑了年龄、教育程度、党派关系、性格特征和其他神经精神症状等因素后，这些发现仍然成立。

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物理医学和康复学教授、雪莉·瑞安能力实验室脑损伤研究主任、资深作者乔丹·格拉夫曼说：“虽然大多数人没有像研究中的退伍军人那样遭受过脑损伤，但我们的发现告诉我们，一般人的神经回路是如何起作用的。”

“我们没有发现与自由或保守意识形态有关的大脑网络，但我们确定了影响政治参与强度的回路，这表明，情绪等因素决定了人们如何表达已有的政治信仰，而不是决定意识形态本身。”

认识到这些大脑机制可以帮助指导人们进行富有成效的政治参与。例如，一种策略是在减少情感依恋的同时与他人交往，或者在讨论中站在对手的立场上。另一种方法是在双方都支持的项目上进行合作。

这些发现也有临床意义。目前，神经精神病学评估很少包括有关政治行为转变的问题，但格拉夫曼建议他们应该这样做。他说：“就像社会行为的其他方面一样，评估应该考虑询问患者在脑损伤后他们的政治态度是否发生了变化。”

这项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格拉夫曼和他的团队研究了有和没有脑损伤的越战老兵，这是越战头部损伤研究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长期项目，研究与战斗有关的脑损伤对神经行为的影响。格拉夫曼自几十年前在美国空军服役以来一直领导这项研究。

在2008年至2012年间，神经科学家对这些退伍军人进行了广泛的行为问题，评估了他们的政治信仰和情感强度的各个方面——大约在他们受伤40到45年后。参与者报告了他们当前的政治行为和他们受伤前的政治行为的回忆。

这项研究包括124名头部有穿透性创伤的美国男性退伍军人和35名没有持续脑损伤的战斗暴露的对照组参与者。

在提问之前，科学家们已经使用损伤网络映射技术绘制了退伍军人的大脑损伤图，这是一种神经成像技术，可以识别与特定损伤相连的更广泛的大脑回路。然后，他们根据行为数据分析了特定的大脑网络是否与政治信仰有关。

格拉夫曼还研究了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生物学和认知基础之间的联系，他说，了解大脑在形成信仰方面的作用，“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评估病人和健康人生活中有意义的方面。”此外，他说，“我们希望这项研究能指出帮助患者从脑损伤中恢复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