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父母认知因素如何影响孩子数字教育可持续性？这项研究给出答案

《BMC Psychology》：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cognitive factors among Chinese parents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ldren’s digital education

为探究中国父母认知因素对孩子数字教育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人员整合模型开展研究，发现多因素影响父母决策，为相关领域提供指导。

　　

儿童数字教育背后的关键：中国父母的认知因素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电子设备无处不在，孩子们的生活也深受其影响。在中国，电子设备的使用已成为儿童校外活动的前三大选择之一，教育类应用程序更是在孩子们的学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这些教育软件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却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市场上的教育软件参差不齐，家长们难以判断其优劣；另一方面，家长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对教育软件的持续使用，可究竟哪些因素在左右家长的决定，却并不明确。在 “双减” 政策的大背景下，如何优化教育软件设计、制定相关政策框架和改进数字教育策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江南大学和无锡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父母对孩子数字教育可持续性影响的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Psychology》上。

研究人员为了深入探究这一复杂问题，构建了一个整合期望确认模型（ECM）与技术接受模型（TAM）的理论模型，以此来预测父母对孩子教育软件的持续使用意愿。他们通过专业平台 Credamo 发放问卷，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收集了 276 位来自不同城市、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的中国父母的有效数据。这些父母年龄在 20 - 50 岁之间，孩子主要在 0 - 12 岁。

研究人员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分析之前，他们先对测量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检验。通过 SPSS 26.0 软件测试发现，各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818 - 0.922 之间，均高于 0.7 的推荐可接受水平；KMO 值在 0.720 - 0.858 之间，大于 0.7 的标准；Bartlett 球度检验值均为 0.000，远低于 0.01 的推荐值，表明测量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同时，利用 AMOS 24.0 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在 0.704 - 0.894 之间，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 0.70，平均方差提取（AVE）值在 0.530 - 0.797 之间，且变量的 AVE 值平方根大于变量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说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此外，模型拟合度检验结果也表明该模型拟合良好，适用于进一步分析。

在研究结果部分，主要有以下发现：

1. 父母选择的双重因素：研究提出了有关感知有用性、趣味性和易用性对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愿影响的六个假设，其中假设 H3（感知趣味性与中国父母对儿童教育应用程序的满意度正相关）和 H6（感知易用性与中国父母对儿童教育应用程序的持续使用意愿正相关）未得到证实。实际研究发现，在感知有用性、趣味性和易用性这三个因素中，只有感知有用性能够直接提升父母的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愿。感知易用性虽对持续使用意愿无直接影响，但它可以通过提高满意度间接产生影响，同时还能显著提升应用程序的感知有用性和趣味性。在中国教育环境下，儿童教育应用程序的有用性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当前教育理念注重学术、语言和认知发展，加上 “双减” 政策带来的家长教育焦虑，使得这些应用程序的有用性更加凸显。
2. 主客观结果的综合判断：社会因素对父母对儿童教育应用程序的满意度和使用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这验证了假设 H10 和 H11。在线教育的可及性和成本效益使家长更愿意信任外部信息并接受相关风险。同时，期望确认对满意度、感知趣味性和感知易用性有显著正向影响，间接影响父母对教育应用程序的持续使用意愿，验证了假设 H12、H13 和 H14。这表明期望确认在家长长期使用教育应用程序中起着重要作用。
3. 父母选择的悖论：期望确认负向影响感知风险，验证了假设 H15，但感知风险对儿童教育应用程序的持续使用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假设 H9 未得到证实。尽管数字教育存在诸多风险，如儿童屏幕暴露对健康和发展的潜在危害，以及隐私安全问题，但中国父母在决策时似乎更看重数字教育的好处，认为其益处超过了感知到的风险。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层面，该研究首次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将技术接受模型（TAM）、期望确认模型（ECM）和社会影响理论相结合，解释了中国父母对孩子教育软件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此框架突出了父母在孩子数字教育中的决策作用，拓展了 UTAUT 框架在家庭环境中的应用；强调了感知趣味性与教育实用性的结合，挑战了传统的 “实用优先” 范式；还揭示了风险感知的文化特异性，为风险感知理论增添了文化维度。在方法层面，该研究引入 “双用户” 概念，探索了社交网络异质性对教育信息传播的影响，并提出了 “目标导向” 的决策模型，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在政策层面，研究结果为相关利益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对于教育技术开发者而言，应在教育和娱乐功能之间找到平衡，设计如 “游戏化学习进度反馈系统” 等功能，让家长能直观看到孩子的学习提升，同时确保孩子操作顺畅，还可增加社交分享功能扩大应用影响力。对于关注儿童发展的组织和机构，应加强对儿童教育应用程序风险的宣传，提高家长的风险意识，加强监管并建立可信软件白名单。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则应发挥积极作用，定期提供优质教育应用程序清单，组织家长工作坊，强化其对家长决策的影响。

然而，该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中国儿童可持续数字教育的实施情况尚未深入探索；未单独研究未使用过儿童教育应用程序的家长的使用意愿和决策理由；未探讨调节变量对家长使用意愿的影响机制；也未充分考虑孩子在家长决策中的作用。针对这些不足，未来研究可从跨文化比较、纵向跟踪、技术与人际互动整合以及跨尺度整合等方向展开。 总之，这项研究深入剖析了中国父母在孩子数字教育中的决策因素，为教育技术发展、政策制定以及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有助于推动儿童数字教育朝着更可持续、更优质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