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发布老年痴呆争议性论文

【字体: 时间:2015年09月11日 来源:生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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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8年开始,全球约有3万人(主要是孩子)接受了提取自人尸体脑垂体的生长激素注射以治疗他们的身材矮小。这一治疗程序在1985年被终止,因为当时研究人员发现一部分受者接受了污染注射,形成了克雅氏病(CJD)。现在,一项新研究检测了因接受这样的注射而感染CJD的8位死者的大脑,发现注射有可能也传播了β-淀粉样蛋白(amyloid-β)。

  

生物通报道  从1958年开始,全球约有3万人(主要是孩子)接受了提取自人尸体脑垂体的生长激素注射以治疗他们的身材矮小。这一治疗程序在1985年被终止,因为当时研究人员发现一部分受者接受了污染注射,形成了克雅氏病(CJD)——一种由于错误折叠蛋白朊蛋白(prions)引起的致命性神经退行性疾病。

现在,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检测了因接受这样的注射而感染CJD的8位死者的大脑,发现注射有可能也传播了β-淀粉样蛋白(amyloid-β)——这种神经元堵塞蛋白是阿尔茨海默氏症的一个标志(延伸阅读:Nature发布老年痴呆研究重大突破 )。这项研究提供了首个证据:在人类中β-淀粉样蛋白或许可通过脑手术一类的医疗程序传播。但一些怀疑论者指出,CJD朊蛋白自身常可以引起异常的淀粉状蛋白沉积物;而流行病学研究却未发现注射和阿尔茨海默氏症发病风险增高之间的联系。

除了CJD和相关的疯牛病,库鲁病(Kuru)或许是最出名的朊蛋白病。曾流行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现在基本上已被消灭,库鲁病是通过在葬礼上宗教仪式性的食用人类大脑而传播。科学家们日益认识到,许多其他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包括阿尔茨海默氏症、亨廷顿病和帕金森病等都与在大脑中像“种子”样的异常蛋白有关。它们将正常蛋白转变成了“断裂,形成更多种子,再断裂,形成更多种子的蛋白质纤维,”论文的主要作者、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病理学家John Collinge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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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然不清楚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一类的错误折叠蛋白在阿尔茨海默氏症中所起的作用,它们是否可以通过直接接触或是食用污染的脑组织而传播。西奈山Icahn医学院神经病理学家Samuel Gandy说,尽管科学家们曾在啮齿类动物中成功诱导出了β-淀粉样蛋白,但这些实验依赖于蛋白质的“大量”过度表达。研究人员曾“竭尽全力”想在灵长类动物身上重演这样的传播却一直未获成功,使得很多人怀疑是否有可能存在这种传播。

在当前的研究中,Collinge和同事们检测了8个人的大脑组织,他们的年龄在36-51岁,在接受生长激素注射大约30-40年后死于CJD。4人显示病理学家认为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中反映中重度病情的β-淀粉样蛋白模式,尽管他们缺乏第二种蛋白tau——阿尔茨海默症另一个重要的标志。在Nature文章中该研究小组报告称,有两人有着较轻微的、更多的斑块沉积;一人则没有淀粉样蛋白。Collinge说:“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发现。在那个年龄组,你其实看不到这种病理现象,除非对阿尔茨海默氏症有遗传易感性。但他们中任何一人都没有这种遗传易感性。”

Gandy说,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家们就知道,引起CJD的朊蛋白可以与β-淀粉样蛋白“杂交制种”,导致异常沉积物形成,反之亦然。在这样的小型观察性研究中,不可能确定是CJD自身引起了死者脑组织中看到的β-淀粉样蛋白,或是这种蛋白的种子通过注射而传播。没有受试者显示另一种与阿尔茨海默氏症相关的蛋白tau的迹象。

为了探究CJD而非β-淀粉样蛋白种子是罪魁祸首的可能性,Collinge和同事们还检测了罹患与激素注射无关的一系列朊蛋白疾病116人的大脑。他们在这一组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β-淀粉样蛋白病理现象,表明仅CJD不会导致这一病理现象。

德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神经科学家Claudio Soto认为,这是支持该研究小组“一个强有力的论据。”鉴于朊蛋白可以许多不同形式出现,这些注射受者大脑中发现的β-淀粉样蛋白沉积物仍然有可能是由CJD所引起,而对照人群仍然无斑块。

接下来,Collinge研究小组计划测试数瓶来自最初治疗的存档生长激素,看看他们是否可以检测到β-淀粉样蛋白“种子”。 Collinge说,但有一个障碍就是,科学家们尚未准确获知在分子水平上这样的种子的组成成分。

虽然引发了争议,Collinge和Soto同意新研究尚无法解答致病β-淀粉样蛋白“种子”是否可以通过污染的手术器械或血液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这一问题。还没有任何的流行病学证据支持这种可能性,发出阿尔茨海默氏症具有传染性这一警报还为时过早。“仍然需要进行调查,”Soto说。

(生物通:何嫱)

生物通推荐原文摘要:

Evidence for human transmission of amyloid-β pathology and cerebral amyloid angiopathy

More than two hundred individuals developed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CJD) worldwide as a result of treatment, typically in childhood, with human cadaveric pituitary-derived growth hormone contaminated with prions1, 2. Although such treatment ceased in 1985, iatrogenic CJD (iCJD) continues to emerge because of the prolonged incubation periods seen in human prion infections. Unexpectedly, in an autopsy study of eight individuals with iCJD, aged 36–51 years, in four we found moderate to severe grey matter and vascular amyloid-β (Aβ) pathology. The Aβ deposition in the grey matter was typical of that seen in Alzheimer’s disease and Aβ in the blood vessel walls was characteristic of cerebral amyloid angiopathy3 and did not co-localize with prion protein de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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