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前列腺癌新易感基因

最近，一项主要国际研究确定了前列腺癌风险增加相关的23个新遗传变异，因此现在科学家们可以解释三分之一的前列腺癌遗传风险。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2014年9月14日的《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杂志。

　　

生物通报道：最近，一项主要国际研究确定了前列腺癌风险增加相关的23个新遗传变异，因此现在科学家们可以解释三分之一的前列腺癌遗传风险。

这项研究将常见的前列腺癌相关遗传变异的总数增加到了100，通过检测它们，研究人员可以识别1%的男性，其疾病风险是普通人群的6倍高。

英国癌症研究所和加利福尼亚的科学家们带领了这项庞大的遗传变异搜寻工作，研究包括近90,000名男性，并首次结合了欧洲、非洲、日报和拉丁血统人口。

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2014年9月14日的《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杂志，是由英国癌症研究所、英国前列腺癌研究所、欧盟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支持。

研究人员发现，通过评估前100个变异，可发现10%的男性具有高于平均人口3倍的疾病风险，并表示，这个数值很高，足以使我们调查是否应该进行针对性的遗传筛选。他们计划带领一项新的临床试验，以检测遗传筛查是否有效。

科学家此前曾经在欧洲人当中发现了77个遗传变异，已知它们可增加前列腺癌的风险。

在这项新的研究当中，癌症研究所（ICR）、剑桥大学和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科学家，检测了来自世界各地87,040名男性的遗传学信息。

他们将43,303名前列腺癌患者的群体遗传学研究，与来自欧洲、非洲、日本或拉丁美洲的43,737名对照者相结合，以提高统计能力，并增加识别新遗传变异的机会。

从这个结合的群体中，他们在欧洲男性中确定了16个新的前列腺癌风险相关遗传标记——其中1个与早发性疾病的风险增加相关，在混合血统的男性当中确定了7个。

这项研究意味着，科学家们现在可以解释欧洲男性中33%的前列腺癌遗传起源。一项新的临床试验（称为BARCODE）——旨在从遗传学角度筛查5000名男性是否患前列腺癌，将探讨这些遗传标记是否可以改进其他疾病的检测。

他们正在调查基因检测是否可以帮助诊断更多容易患前列腺癌严重形式的男性，这种前列腺癌需要迫切治疗，通过当前PSA试验无法检测。

新的研究表明，评估100种常见变异的欧洲男性中，有10%处于最高风险的人，发展为前列腺癌的风险高于一般人2.9倍多，而前1%的人患病风险比普通人群高5.7倍。

癌症研究所的肿瘤遗传学教授、皇家马斯登NHS信托基金会的名誉顾问Ros Eeles教授称：“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前列腺癌风险的遗传学效应。我们知道，有几个主要的基因是罕见的，显著影响着前列腺癌风险，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有许多其他常见的遗传变异，对于风险只有很小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再次使用扑克牌类比，有时许多低牌可以结合起来形成一种高风险评分。”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三分之一的前列腺癌遗传风险，不久将进行临床试验，以探究男性遗传变异检测是否可以成功地早期发现疾病，并帮助患者直接进行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英国癌症研究所的前列腺癌专家Malcolm Mason教授称：“这项重要的研究，继续寻求解开增加男性前列腺癌患病风险的遗传因素。”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给出了这些因素的一个更完整列表，使我们更接近于了解谁可能需要接受前列腺癌筛查，以及哪些男性可能从早期治疗中获益。将来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但是识别这些遗传因素将使我们更好地了解疾病，甚至有望开发新的治疗方法。”

前列腺癌研究所副主任Matthew Hobbs博士称：“毫无疑问，前列腺癌的基因检测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这项研究的结果，通过使我们识别那些最高疾病风险的人（根据他们所拥有的基因），可能会让我们更加接近于有针对性的筛查。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尾，目前的挑战在于，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可靠的检测，可以通过NHS大规模的使用，以发现那些具有最高前列腺癌风险的男性。”

“绝对重要的是，研究人员根据这项工作，可以发现这些遗传变异中哪些变异可以告诉我们患者的肿瘤是否为侵袭性，并可能杀死他们，或者可能永远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这将使那些患有非侵袭性疾病的人免于接受不必要的治疗。”

（生物通：王英）

延伸阅读：NEJM：验血可预测前列腺癌治疗疗效

生物通推荐原文摘要：
A meta-analysis of 87,040 individuals identifies 23 new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prostate cancer
Abstract: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 have identified 76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prostate cancer risk predominantly in populations of European ancestry. To identify additional susceptibility loci for this common cancer, we conducted a meta-analysis of >10 million SNPs in 43,303 prostate cancer cases and 43,737 controls from studies in populations of European, African, Japanese and Latino ancestry. Twenty-three new susceptibility loci were identified at association P < 5 × 10−8; 15 variants were identified among men of European ancestry, 7 were identified in multi-ancestry analyses and 1 was associated with early-onset prostate cancer. These 23 variants, in combination with known prostate cancer risk variants, explain 33% of the familial risk for this disease in European-ancestry population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new regions fo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athogenesis of prostate cancer and demonstrate the usefulness of combining ancestrally diverse populations to discover risk loci for dis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