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破解“唯成果”式迷局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现状一直广受诟病。最能反映问题的是这样一组数据：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是80%，而我国仅为25%，而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局长何志敏代表掌握的数据却有所不同：国家知识产权局每年都对上一年授权的发明专利实施转化情况做跟踪调查，结果显示平均实施率接近80%，企业接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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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独有偶，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代表则表示：“有人认为科技计划支持的很多项目只用来发论文、评职称、申请专利，没有实际价值，这并不准确，北京有大量的科技成果转移出去，2009年，北京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为1236.23亿元。”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结论差异？科技成果转化率究竟该怎么计算？或者有没有必要计算？

     明确“转化”什么，破解“唯成果”式迷局

     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科技成果。是专利、论文、项目、还是皆有？

     “百度百科”中没有“科技成果”词条的解释。

     “科技成果是个中国式的概念，国外都说论文、说专利，说它们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是使用了，并不笼统地提成果。”何志敏说。

      何志敏讲了一个故事：有个企业老总，投了800多万开发新产品，成功之后准备投产。因为此前经历过知识产权纠纷，他想万一新产品涉嫌侵权怎么办，于是让技术人员和法务部门调查，结果发现，虽然是自主开发，但所有的创新发明点早已在别人的专利保护范围，这个老总只好放弃进一步投产，但是800多万研发投入白扔了。“从成果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好成果，开了鉴定会，做了成果登记，但它却不能被实施转化。”

      所以，不是所有成果都能转化。“转化的前提是必须拥有权利，谁能将别人的东西进行转化或者卖给别人呢？”何志敏认为，应该用技术产权转移代替成果转化的提法，把根深蒂固的成果论转变为权利论，才能真正获得收益，从而实现转化。“成果主要体现的是荣誉权。”他补充道。

      “我在科委工作时也认为专利就是成果，到了知识产权局才理解它真正的含义是财富，成果论不能真正实现自主创新的市场价值。”8年多科委副主任和近3年知识产权局局长的经历让何志敏的观点与众不同。

     像是商量好的，闫傲霜在总结去年工作时，就弃用了成果转化的提法，转用“技术交易”——“北京市对技术交易的认可度比以前大大提高，技术交易对首都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已达8.7%”。

     “掩护队”和“后勤队”的疑问，我们算不算转化？

    中关村一高新技术企业老总被记者提问：“你们的成果转化率是多少？”

       他一时语塞，思索片刻后，说：“如果非要回答，我们的转化率是百分之百。但很多成果，即便没有在产品中体现出来，也不能说没有作用。”

     这是闫傲霜给科技日报记者讲述的一个故事。“我接触的很多企业家都头痛被问到成果转化率是多少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科研成果拿出实验室变产品的单一过程，是众人拾柴的系统问题。”

     “市场如战场，打仗的时候还分突击队、掩护队和后勤队呢，打胜了不能只给突击队立功。同样道理，如果核心技术被转化了，那么起防御作用的外围专利技术、前期的基础研究成果该不该算被转化呢？”何志敏举了一个生动而贴切的例子。

     因此，何志敏对80%的发明专利转化率并不欣喜，反而担心不已。“这说明我国大多数企业运用知识产权系统工具的能力还太弱，除了将产品核心技术申请专利外，构建专利群的能力太弱，起不到应有的防御和竞争工具的作用。”

     从事基础研究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周成虎委员也对科技成果转化率的界定心存疑虑：“有些成果今天完成明天用，有些成果20年后才应用。基础性成果就很难在短期内见效，却往往对人类发展推动很大。怎么算转化率？”

      只做成果转让的一锤子买卖，不好！

      让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奥克化学董事长朱建成最担心的，不是成果转化成功与否，而是科研人员能不能长期持续提供创新。

     “任何一个技术都有时限性，过了一个阶段就不先进了，技术如何改进创新，持续支持企业的发展？”朱建成表示，有些大学和科研院所搞转化，只做成果转让的一锤子买卖，不好。

     他希望科研院所能够以技术入股的方式持续支持。但问题是，与院校可以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科技人员的走与留他却无能为力。

     “我们希望科技人员也能持有一定的股权，但是研究单位是保守的。”朱建成说。

     “技术人员的跳槽对技术性企业威胁很大，国外有竞业限制以防泄密，在我国却很难执行。”何志敏道出了诸多企业家的担忧。

     不仅如此，法律规定的发明人奖励往往很难兑现。“专利法里写得很清楚，一旦专利授权，要给发明人至少3000元，实用新型至少1000元奖励，但到现在真正兑现的不多。”何志敏说，“国家还规定专利一旦被转化，要有最低10%的收益分享，现实情况是很难兑现。”

       技术人员无法参与职务成果获利的分配，他们从事成果转化的积极性锐减。中关村示范区前不久出台的“6+1”先行先试改革措施中提到,“对中关村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权形式奖励个人的，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的条款，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逐步探索。

      “有那么多深层次的问题，只笼统地评价成果转化率高还是低并不科学。”何志敏一言蔽之，在他看来既然成果转化率的概念都是问题，那又何谈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