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水稻陷入湖北式尴尬

　　

　据本报调查，湖北省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已造成现有体制无法监管的现实；绿色和平组织指华农有意造成此局面，华农指责绿色和平传播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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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3月，绿色和平组织发布报告，称发现湖北等省多地有非法转基因水稻种植，并指中国对转基因水稻种子的市场监管失控。3月下旬，农业部网站载文称：“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

 

　　6月初开始，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赴湖北省的武汉、江夏、仙桃、洪湖、监利等县市区做了深入调查，先后调查采访了乡镇农民、农技人员、种子经营店、大米加工厂、乡镇长、市级农业执法大队、省农业厅和中国转基因水稻之父张启发院士团队等。掌握了诸多一手的独家信息。

 

　　湖北省农业厅否认转基因水稻规模种植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湖北省农业厅采访时，工作人员否认目前在湖北省存在大规模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可能，称相关部门常常会以不定期检查的形式执法，对市面上销售的稻种做抽样检测，并且常常深入农村作大田暗访，发现转基因水稻，便会依法铲除。

 

　　有关媒体报道称湖北江夏、孝感等地区有较大规模的转基因水稻种植，省农业厅宣教处一位副处长在6月8日就此对记者说，厅里为此特意组织了一次执法行动，到媒体提到的江夏五里界等地调查情况，实际上并未发现大规模种植，而且五里界镇的几个村都已划归东湖高新区建设范围，水田所剩无几，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水稻种植。

 

　　渠道隐蔽，转基因稻种下乡路径

 

　　6月8日之前，记者在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多地采访，也发现大片田地被征用，且尚有水田种植的农民都坚决否认自己种植了转基因水稻。但否认自己今年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同时，大多农民承认本地曾经有转基因水稻种植：“能够少打两三遍农药，省钱省力。”

 

　　一位自称姓曾的老农在该镇农技服务中心主任魏武在场时，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曾经种过，但由于该转基因水稻品种的产量不高，影响了继续种植的积极性。

 

　　魏武对记者说，今年这里规定，抓到一袋转基因水稻稻种，罚款20万元，这下子弄得谁还敢卖？规定虽然严酷，但实际上最起作用的还不是处罚严酷，而是今年转基因稻种“被垄断了”卖高价，一袋最高能卖近百元，种子店不易拿到货，就算真能拿到也赚不了钱。

 

　　“今年要跟市内农科院校有关系的人才能拿到，要有隐蔽的渠道，”一位店主说。镇农技站附近的一个女店主，听闻记者来采访转基因水稻的种植情况时，强烈地表达愤懑，称之前曾经来调查采访的某刊记者“吃多了撑的”，弄得自己今年卖不了“抗虫稻种”（转基因稻种的民间称谓）。“往年一斤抗虫稻种比普通杂交稻多挣好几倍，普通杂交稻卖价也才二三十元一斤，”现场一位旁观者说。

 

　　仙桃市张沟镇，也有种子店因售卖转基因稻种被查。张沟农资超市（绿色和平组织在3月报告点了该店的名）的店主，头也不抬、平心静气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当时就被拿走了，”他建议记者去看看其他店的销售情况。有两个种子店的店主说，抗虫水稻种子今年确实卖过，很早就卖光了，量不大，是朋友私拿过来的。

 

　　洪湖市一家农资店店主与记者的朋友相熟，他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有朋友拿了五十斤转基因稻种来托他代卖，每斤50元，他没有同意，主要是由于种子没有通过审定，不敢轻易接手，不过该朋友下到农村，找了某个村的村支书，在该村搞了一次小范围推广，试种了大约五十亩，如果效果好，明年再扩大规模。

 

　　洪湖市某镇一位农业干部告诉记者，转基因水稻在该镇确有种植，只不过种子渠道很隐蔽，基本上都靠关系传播，因此很难抓到证据，“田里看起来都一样，不好查”。

 

　　监利县白螺镇的一位店主说，转基因水稻确实有市场，只是产量上“隔一滴事”，要是拥有了高产优势，农民更舍得花钱买，本镇的转基因种子，多数是朋友从武汉拿过来的。

 

　　监利县朱河镇的一位种子店主告诉记者，由于今年媒体报道太多，上面查得严，因此只卖给了熟人，农民也知道这事要保密。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通过朋友的关系，辗转相托，找到某市某镇的一个村，该村今年试种了100亩的转基因水稻，村干部带记者到田间查看，记者发现，正如前述的乡镇干部所言，转基因水稻与普通杂交稻的秧苗，看起来没有明显的差别。

 

　　皮包种子公司暗箱操作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通过朋友关系，在一个农户家里拿到了该地转基因水稻种子的包装袋。

 

　　“去年这个种子就在别的地方用，今年又推广到这里，”这位农民说，是朋友拿来的。这位朋友“早年是学农业的，在荆州和武汉的农业科研院校进修过，懂这行，有过硬的关系，所以他能拿到。”

 

　　其后记者在其他的乡镇也发现了该稻种：两优598。

 

　　该稻种包装袋上介绍说：“对螟虫有较好抗性……防治病虫害，特别注意秧田期防治稻蓟马，灌浆后防治稻飞虱。”

 

　　“种过两年了，”一位乡镇农技干部说，“大家都知道是谁拿来的稻种，就是没证据。”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随即持该稻种包装袋赴武汉，循袋上印刷的“湖北德盈种业有限公司”地址，赶到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348号，却发现这是一个小的居民社区，在门卫处询问，被告知这里没有任何公司，是几栋纯居民楼。拨打包装袋上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

 

　　华农否认种子泄露

 

　　记者通过朋友关系，查到该公司的负责人涂某曾经在华中农业大学学习过；提供包装袋者也告知，稻种是涂某通过师友关系从华农拿来的。但在武汉期间，记者几次试图与其联系，未果。

 

　　其后，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前往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了解情况。中科院院士、“中国转基因水稻之父”张启发是该院院长，其时恰值张院士出访日本，该院党委书记陈胜接受了记者采访。

 

　　陈胜坚决否认张启发院士团队研制的转基因稻种从学校泄露到市场上，他称华农对于转基因科研有一整套的管理体系，十分严密，不会允许个别科研人员任意带出转基因稻种，这不仅是从国家法律规定出发，知识产权保护也同等重要。“是不是我们的稻种，拿来测一下基因序列，就可知道。”陈胜说，华农没有授权任何一家企业生产、开发、经营转基因抗虫水稻种子，也没有开展或参与任何有关转基因抗虫水稻种子的生产、开发和经营活动。他不排除有人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种子或私自制种的可能。

 

　　“也很可能是其他机构研发的东西，”他说，华农已经有两个品种获得了国家颁发的“生物安全证书”，不排除有人为了利益而刻意假冒华农。

 

　　湖北省农业厅宣教处的郭副处长也这样说：“无论是哪个实验阶段，在华农泄漏的可能性都很低，农业部在几个阶段派员监督检查，履行检查很严格。”

 

　　他认为，目前来看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来自其他科研院所，但有人为了利益而暗地声称是从华农拿到的；二是在海南作大规模田间试验时，被其他科研机构的人员顺手牵羊。

 

　　监管空白，米厂敞开收购转基因大米

 

　　洪湖市那家没有接收转基因稻种的种子店主表示，自己当初之所以没有接受朋友的转基因稻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担心转基因大米的出路。

 

　　“要是检查得多了，转基因稻谷大米加工厂不收，农民肯定都来找我，”他说。

 

　　“转基因水稻目前还没有获准商业化种植，因此，不存在转基因大米的加工问题，”湖北省农业厅宣教处郭副处长说，“我们作为政府部门，必须严格地遵从法律规定，并依据法律的规定严格执法。”

 

　　郭处长认为，既然法律并未允许，那么发现转基因水稻后，唯一的处置办法只能是处理掉，不能让其流入粮食市场，因此根本不可能设置单独的转基因大米加工厂，也不可能要求现有的大米加工厂从收购到加工设置一整套针对转基因大米的隔离程序，更不可能要求厂家将转基因大米贴上标签。

 

　　“在法律框架内，市场上转基因大米应该是不存在的。”他说。

 

　　然而，本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大米收购、加工、销售这些环节已经市场化，每到秋收，各路粮商在农村收粮，既没有法规要求其检测是否存在转基因稻谷，也没有规定要求其将发现的转基因稻谷销毁或者与普通稻谷隔离。

 

　　6月18日，记者在监利县新沟镇开发区，寻找湖北银欣米厂，该厂生产的大米被绿色和平组织检出有转基因成分。但未能获准进入厂区采访。当天中午，记者来到新沟镇的恒盛米业，该公司人员对记者说：“转基因稻谷，当然要，因为相比之下它打农药少，我们出价还要比一般稻谷贵。”“不打转基因标签，它农药残留少，基本可以当绿色大米卖。”

 

　　“体制危机”

 

　　“管理体制有问题，”洪湖市一位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种子是特殊商品、不可替代的农资，加强市场监管很重要，但转基因水稻得以渗透到许多乡镇，至少表明市场监管在某个方面无效。”

 

　　仙桃市一位农业执法人员对记者说：“农业执法队查到种子店卖转基因水稻，也顶多是罚没收入，再罚点款。一般情况下，还不容易查到这个。”

 

　　“种子市场改革后，执法主要靠市农业执法队，镇上只保留了农技服务人员，执法队不可能天天呆在镇上，隔一段时间下来检查，实际效果差。”一位镇农办主任说，“比如，我们镇的转基因稻种，是某某市农业局种子公司的人从武汉的农科院所拿下来的，镇上的人知道，市农业执法队的人可能就不清楚。”

 

　　“现在种子管理太松懈，随便什么人拿着种子就能卖到农民手里，”前述副镇长说，“经销门槛太低，这几年小事不断。由于市场放开后销售人员的准入条件放宽，只要经销户愿意经销，种子生产经营单位就委托授权，基本不考虑资质，一出现质量事故，索赔还难。”

 

　　在农药和转基因之间抉择

 

　　一些农技人员和种子店店主、农民，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提出应该放行转基因水稻，原因是南方虫害太多，农药使用太频繁，有时不得不过度使用剧毒农药。

 

　　“‘稻纵卷叶螟、二化螟、三化螟’要是不能及时发现，下一步要打药杀虫，很麻烦，最麻烦的是发生稻飞虱，稻飞虱一起，那农民什么药都得上。”洪湖市一位村书记说，“前几年这里稻纵卷叶螟和稻飞虱很厉害，为杀虫，农民一遍遍打药，什么敌敌畏啊都上。”

 

　　“那年的号召是虫口夺粮，结果那一年收割的粮食，鸡吃了都给毒死。”监利县白螺镇另一位店主在6月14日告诉记者，本地土壤适合的高产杂交稻种子与现有的转基因稻种比，亩产要高出200斤左右，但转基因稻种不怕螟虫，只需要前期抗稻蓟马、后期防稻飞虱就可以了，只要稻飞虱不起，一般只需要打一次农药，因此还是比普通杂交稻种子受欢迎。

 

　　“那完全是书生见识，没干过实事，”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农民老曾谈到网上在争论转基因水稻与有机水稻种植方式的时候，表示可笑：“有机大米成本、价格那么高，有几个人吃得起？南方虫害多，不打农药，粮食怕是收不了几斤。”他和多个农民感到遗憾的是，怎么没有研究出能抗“稻飞虱”的转基因水稻。

 

　　虽说记者调查到的一些乡镇，转基因水稻在悄然种植，但相关信息主要掌握在与农资相关的人群，记者接触到的许多人起初并不知道转基因水稻离自己如此之近。

 

　　今年3月之后，湖北省农业厅组织了农业科普，6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该厅采访时，有关转基因农作物的宣传栏便立在门外。

 

　　“五月份我们在武汉市街头解释转基因大米的抗虫效果和安全性，绝大多数在场市民亲口试吃了转基因大米，”张启发院士的伙伴陈胜说。但他也承认，当天也出现了几个高调的转基因反对者。

 

　　实际上，当获知本镇便有人种植转基因水稻后，洪湖市某镇的几位知识界人士之间也发生了一次小争论，一位教师说，螟虫吃了会死，人怎么敢吃？就算短期吃没问题，谁知道吃它几十年会怎样？另一位教师说，张院士解释了，虫子的肠壁结构和人不一样，抗虫的成分只能在碱性环境下起作用，人体是酸性的，再说人吃大米都是煮熟了吃，肯定没多大风险。

 

　　一个青年教师则说：“你要是把普通大米和转基因大米给我选，我肯定选转基因，打了四五遍农药的大米，很明显有害，转基因长远有没有害还不清楚，至少短期内没事。”

 

　　华农大指责绿色和平传播恐慌

 

　　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不合法，却已经成功渗透到许多地方的乡镇，只是官方检查起来很难获知实际情况。

 

　　“查获一袋罚款20万元，”湖北省农业厅宣教处郭副处长评价江夏区的处罚措施说，“这个处罚力度看起来很重，但比起转基因大米混入其他大米可能造成的影响而言并不重。”

 

　　不过据记者了解，这样严厉的处罚单，尚未开出一张。而这位省厅官员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面前，仍然坚持说，转基因水稻没有大规模种植。

 

　　“实际上，谁也不能说到底转基因水稻种植规模有多大。”上文提及的那位分管农业的副镇长说，“这一块根本就脱离了监管。即使我们听说有人在种，但是作为乡镇一级政府，既缺乏农业执法权力，又缺乏执法人员和技术手段，无法取得证据。而市一级农业执法队下来也就是打个一转就回，查不到真实情况。”

 

　　“事实上，很多人已经在食用转基因大米，却毫不知情。”他说。

 

　　张启发团队的党委书记陈胜认为，转基因水稻现状尴尬，市场鱼目混珠，华农的知识产权和名誉权都可能受到侵犯。

 

　　他认为，既然华农的成果获得了生物安全证书，理应及早使其商业化种植合法化，这样可以实施一套完整的体系，从商业化制种到种子销售、转基因水稻种植环境（对其与普通农作物之间设立隔离带以杜绝漂移），到转基因大米的加工和市场销售，以转基因大米标签给予消费者明白的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样做可以更好地实施系统监管。

 

　　然而，对此，绿色和平组织在今年3月的报告中指责相关研发人员充当了不甚光彩的角色……有意无意地扩散转基因水稻种子，期望造成转基因水稻已经被种植的“既定事实”。

 

　　绿色和平组织在报告中指抗虫转基因水稻缺乏安全保障，“我国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试验只是基于短期的动物喂养试验，并没有长期的食品安全研究”。

 

　　对此，著名科普作家、生化博士方舟子撰文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抗虫害转基因水稻用的那种生物毒素（简称Bt蛋白）本身其实是没有毒的，只有在昆虫肠道碱性环境下才能加工成有毒的蛋白，而且毒素蛋白要和昆虫肠道细胞表面上的受体相结合，才会让昆虫中毒。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人身上。这有几方面的原因。我们在吃食物时一般是要加热、煮熟才吃的，Bt蛋白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加热后会变性，实验表明，Bt蛋白在60摄氏度的水中煮一分钟就失去活性。即使是生吃也没有关系，Bt蛋白只有在昆虫肠道碱性环境下才能加工成有毒的蛋白，而人的胃环境是酸性的，并且人的肠道细胞表面不含有毒素蛋白的受体，因此不会中毒。被人吃下去的Bt蛋白，会像其他蛋白质一样被消化、分解掉。”

 

　　华中农业大学则指责绿色和平组织刻意“传播转基因安全恐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从华农获得的一份《舆情通报》说，绿色和平组织一方面“抓住消费者的恐惧心理，传播转基因安全恐慌，”另一方面“利用知名企业对美誉度和消费者购买意向的依赖，对企业施加压力，从而达到对消费者和普通市民的传播诱导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