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医疗英雄人物—管轶

管轶简介

　　

正当世界各国科学家对突袭全世界的禽流感感到惊慌的时候，却发现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国科学家已经对这一相关课题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深入研究，不但掌握了这种病毒的变异规律，而且对禽流感的暴发早就做出了预测。这种扎实的科研精神引起了世界科学家的敬佩，也在世界上树立起了中国青年科学家的形象。

 

美国《时代》周刊将全世界医学界各路高手作了一番评价后，选出全球18条医疗英雄好汉，其中有两名中国学者入围。他们一个是以抗击艾滋病而出名的桂希恩，一个便是禽流感专家管轶。2005年，尤其是在后半年里，全世界都在因禽流感而紧张。微生物学者、病毒专家管轶，将他及他的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科学》、《柳叶刀》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阐明了近5年内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的变异规律，并根据候鸟迁徙习性，预测禽流感将会随着候鸟的迁徙在全世界各地暴发。论文一经发表，马上引起国际流感界高度关注，其中一篇管轶与汕头大学李康生教授合作的论文《东亚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的起源研究》在《自然》发表后，在短短的一年中被同行专家引用达78次，创下论文被引用最高纪录。与此同时，在全球多个国家出现的疫情事实证明了管轶的理论可靠、预测准确，管轶及他的研究小组的出色工作，为研究和控制这种让人们谈“禽”色变的传染病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1997年香港出现全球首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事件、2003年中国SARS暴发等事件中，管轶都曾露过面，今年再次因其对禽流感的准确判断、大胆预测而令全世界禽流感研究同行注目，被权威们称之为“医疗英雄”、“禽流感猎人”。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赞誉，管轶是这样描述他的科研状态的：“我所进行的病毒进化研究本身需要漫长时间的等待，需要长期的积累来掌握病毒行为、变化规律，找出控制病毒传播的方法。因此，要耐得住寂寞。”同时又“是在与病毒赛跑。……想办法赶在病毒进化之前给病毒设置路障。因为一旦让病毒抢先给我们‘设障’，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害。”确实，猎人狩猎时既需要耐心又需要性急；科学研究需要漫长的等待，也需要短距离的赛跑。管轶之所以能一夜成名、轰动世界，是长期耐心等待的结果，也是短距离赛跑的必然。

 

 

管轶的正式身份是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但圈内人更为熟悉的身份是汕头大学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联合流感中心主任，该实验室是在WHO、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的，是我国对华南地区流感病毒进行系统监测、研究的重要科研基地，也是目前备受国际关注的几个重要实验室之一。套用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管轶戏称他的实验室是“一室两地”。每年他穿梭于香港、汕头两地，进行基础研究和不间断的病毒监测工作。这种日复一日的、烦琐但又需耐心的病毒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早在1997年香港全球首次禽流感暴发之前就开始了。2000年以来管轶和他的研究伙伴在华南多个省份的范围内采集到15万多只鸟的样本，对250多个H5N1禽流感病毒株进行测序，在禽流感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方面取得了翔实、准确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其工作量之大，数据之巨，过程之繁，世界上没有哪个实验室能与之相比。

 

人们把管轶称为“禽流感猎人”，他确实是一个追求完美、胆识过人、只捕大猎物的猎人。管轶在科研策略上追求大思路；作风上奉行我行我素；格调上力争大手笔。查查管轶发表论著的清单可以发现，他发的文章并不多，不足10篇，但都是集中在“禽流感”和“SARS”病毒研究上的、有分量的大文章。从上世纪90年代师从邵力殊到现在进入国际禽流感研究高层，他在本学科领域完成的几项工作也是大手笔：在国际上首先发现并证实果子狸携带SARS病毒；首先证实SARS冠状病毒为“非典型肺炎”病原体；首先阐明近五年内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的变异规律；研制出全球首个H5N1禽流感病毒快速诊断试剂盒；建立了第一个境外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他成就的几件大事为在国际禽流感研究界顶层立足奠定了基础，也使他参与到了国际禽流感研究课题经费切蛋糕行列。他现以美国病毒学学会会员、美国微生物学学会会员身份主持、参与WHO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项目“全球大流感的监测及预防”等多项流感、SARS相关国际性重大课题，先后获得WHO、NIH、英国Wellcome Trust基金和美国Allison Foundation、李嘉诚基金会等多项重要国际基金。没有短距离赛跑的拼劲，没有我行我素的气魄是干不成这些大事的。

 

管轶是干大事的人，同时也能干小事。在科学的殿堂里“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管轶口才极好，在一些大场面游刃有余。他有三种语言：专业语言、公众语言、公关语言，可融会贯通于不同场合：同行之间学术交流运用专业语言，实验室术语、常规标准烂熟于心，三言两语便可使问题明晰；日常生活中爱讲大白话，幽默调侃、哈哈一笑了事；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在新闻发布会、与管理官员交流的正式场合，使用纯正的外交辞令，西装领带，正襟危坐，出口成章。而在“下得厨房”方面，管轶实验室里采集禽粪、采取鸡血、检测样本、测序病毒基因等，样样门儿清，15万多只鸟的样本、250多个H5N1禽流感病毒品种筛选的各道程序，粗活细活都干得很溜。在他穿梭于香港—汕头采集病毒标本的日子里，那个混迹于农贸市场、民工堆里抓鸡逮狸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管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