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动动中国医药研究制度的硬骨头？

　　生物通报道：记得全球首富比尔盖茨曾经说，超过他的下一个首富必定出自基因领域。美国《时代》周刊在2000年也曾预言, 2020年全球将会迎来生物经济时代，以取代信息经济时代。而在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生物医药产业了，经过仅仅三十年的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其实已经大有成型之势，像美国目前就已经拥有了成千上万家生物医药公司，所创造的生产和社会价值无以计数，尤其是在医药这一块，生物技术药物和疫苗年产值超过200亿美元。

然而在国内，虽然顶着“起步早，每年投入增长幅度大”的头衔，但是为什么在生物医药研发领域投资了近40亿人民币，所获得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医药新药仅仅才3种（重组人α- 1b 干扰素( IFNα- 1b) 、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rbFGF) 和重组链激酶(rSK)）？为什么在高校申请课题的时候左一项右一项，但充斥市场的却9成是仿造药？为什么医药人力市场一方面莘莘学子苦痛着多年学识被视为草菅，一方面各大医药研发机构又苦恼无合适人才？

这些存在重重（chongchong），重重（zhongzhong）矛盾的国内医药研发环境究竟问题出在哪？有许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也得出了许多结论，比如产业化水平、融资渠道、人才培养引进制度、经济收益衡量体制、投资途径等等方面，而其中需要首先重点解决的是产业化以及人才引进培养制度问题。

国内从事生物医药研发的主要生力军就是来自高校，还有一些研发机构的生物医药人员，但是高校科研人员主要注重的不是科研成果的转化，而是科研论文的发表和科研成果奖项的评估，而研发机构里的科研人员又主要从事的是生物医药上游研究的比较多，从事中、下游研究的少，难过有人说，中国目前生物技术的上游技术与国际水平相比落后3—5年，而下游技术则落后约15年。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高校科研成果虽然实验室水平与国际水平接近，甚至一些还超过了国际水平，但是中试研究力量薄弱，许多成果进入市场慢，被竞争对手抢去了先机，另外研发机构与企业合作经验缺乏，导致回报率低，恶性循环。这些都说明了国内缺乏适合的生物医药产业化机制，许多高校、研发机构所遵循的就是在做完实验室短期证明，动物病毒理实验之后就有了申报课题基金的基础，这时就会在这方面下大量的功夫，而对于中试，评估等报着姑且的态度，常常导致无法顺畅完成“实验室→中试→临床研究→上市”的道路。这因此也造成了一方面研究人员抱怨国家投入医药研发的资金不足（中国生物医药研发总投入额是美国的一半还不到），一方面研发项目没有转化成即出成果，无法吸引私人资金的高风险投入（由于每种新药的平均成本是8亿美元，耗时最长可能达到12年，投资回报期长，固为高风险投资），其实这样看来科研经费不足又能怪得了谁呢？

另一方面，虽然多年来我们培养了大量生物医药人才——在向国外派遣的近32万留学人员中，有大约60%在从事生物和医学研究，而且各高校研究机构培养的生物医药人才更是数以万计，但是还是存在着生物医药科研人才和产业化人才不足的现状，前者像医学、药学信息学、生物医药研发管理学、生物工程等方面的人才缺乏，后者像具有项目运作、资本运营、市场开发，药品评估才能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无怪乎医药专业毕业生不知道自己在学校里学习了这么多年课本知识有什么用，选择工作的时候盲无目的，进入工作单位以后要抛开原有的东西重新学起。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建立一个从高校到企业，再到资本运作的循环模式，整合人才，产品和机制，形成良性循环。首先要解决产业化问题，国内较好的形式就是产学研合作机制（即将企业的资本运营经验、市场运营经验和高校、科研机构的技术开发经验有机地结合, 实现人才与资源的共享与互利，发挥群体优势），注意，是“产”，“学”，“研”，也就是说把“产”放在第一位，中国政府在医药行业投入的资金不算多，但也确实是每年都在以大幅度递增，然而重点是投入的方向，之前大部分都花在了研发部分，实际上对于中试和工业化生产投入严重不足，这也一部分导致了国内医药行业畸形发展，没有资金或者胆量进行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新型药物发展。另外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产学研过程中,可以探索发展多种合作方式: 成果转让，技术转让；共同投资，联合开发；联合立项，共同开发或转让；技术入股，股权合作；原料加工和半成品加工；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等。

第二种方式就是整合资源，形成集约化优势，国内目前仿造药泛滥成灾，据统计光G-CSF(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就有30多家研制生产，他们都在专研如何避开专利生产这种药，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为什么不联合起来研制一种新药呢？研发新药确实就目前国内的大部分企业而言是一项风险极高的挑战，也因此无论大小，各个药厂也无法单独支付这个负担，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整合资源探索产业化途径。目前国家建立了一批产业化基地，生物医药孵化器，也是在朝着集约资源，促产业化发展的方向。

除此之外，在良好运行的产业化循环结构里人才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需要建立完备的人次储备模式，首先在人才培养方面，高校即是生物医药研发出发的地方，也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所以更加是要注意与国际化标准的接轨，并且在培养方向上也要向多方面，多角度的培养，也就是说在之上提到的各种纵深型人才，需要加强供给和给予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第二是人才的奖惩制度，对人才激励和评价机制的建立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以论文发表，课题项目的申请作为评价机制导致了许多不良的后果，近期接二连三出现的学术丑闻事件就是表现之一，这些科学家虽然本身的学术道德存在问题，但这幕后的黑手还是制度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更新更适合国内国情的评价制度，比如运用市场数据和投资回报分析来驱动人才评价机制。第三方面就是人才引进了，在这方面近几年国内发展不错，通过像****这样的联合项目引进了许多海外学子，还有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第一位外籍所长蒲慕明。

其实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内的生物医药发展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的，而且随着万络、西乐葆等药物出现的问题，美国也放慢了新药审批的脚步——一年获批准的新药不到20种。生物经济脚步也开始移步亚洲，前一段时间著名的咨询公司波士顿所得到的调查报告就表明到2010年中国很有可能超过许多西方欧洲市场成为全球第5大。但是天上不会掉现成的馅饼，就算是掉下来了，也还要起的早才能捡得到啊，所以要想吃到生物医药这个香甜可口的馅饼，我们需要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而这首当其冲的就是高校及重点研究机构。（生物通：张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