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期刊：“观刈麦”

　　

   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乃至生存而言，形成有竞争实力的生产能力至关重要。这里的生产能力既包括物质生产能力，又包括精神生产能力。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生产无疑是精神生产领域的基础性部分。

    从国家生产能力的角度看问题，科学领域的生产力关系到一个国家认识客观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的高下之别，直接影响到国家选择的理性，影响到国家走向何方；而技术领域的生产力关系到一个国家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高下之别，直接影响到国家在各方面竞争中的强弱态势。

    对这两个领域而言，期刊是国家生产能力的重要环节，这个环节有效，整个领域的生产可以良性循环。这个环节强，连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也能方便地为国内学者所用；这个环节弱，国内的一流研究成果也只能首先成为别人的“养分”。

    在科学与技术领域，我们的期刊环节之弱势，无法讳言。然而出路何在？

    站在研究人员的立场，为了赢得学术声誉，也为了无数极为现实的理由，理性的选择只能是力争在国际著名的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站在期刊编辑的立场上，经费制约、人才制约、体制制约往往使他们无法站在一流研究水准上与研究人员对话。相反刊物生存的现实压力则迫使他们向学术准则之外的其他准则低头。正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学术部副部长杨文志指出的：“发表论文成为获取学位、申请经费和奖励等的指标要求，期刊成为权力扩张的工具、人事处理的工具和追逐利润的工具，将为读者服务的目的变成为作者发稿服务”。

    站在4758种专业期刊主管单位的立场上，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而说到加大投入，不让你自负盈亏乃至上交利润，已经很宽容了，哪家没有难念的经，区区期刊怎能成为资金保障的重点？

    ……

    作为理性经济人，你站在任何一个角色上又能有什么其他的选择？而所有理性的选择却共同铸就了我们科学、技术类期刊的弱势地位。

    《自然》出版集团亚太地区助理发行人Nick Campbell指出：“近10年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中国研究论文的数量增加了3倍，高影响力论文（论文引用数位居ISI统计数据的顶位）增加了近10倍，现在，中国每年发表的引用数超过5的论文有4000多篇，引用数超过20的论文有近300篇。”于是西方的科学出版者开始“将该地区看成是期刊的‘发展的市场’和‘科学内容的来源地’，开始拓展自己在该地区的业务规模和范围”。

    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在我们许多人看来是很有“面子”、值得自豪的事。然而，这“重视”的背后是国际资本集团在中国科学、技术领域的战略布局。恐怕要不了多久，国际资本就可以在我国科学、技术领域大规模地收获“作物”，而国人只有站在一旁“观刈麦”的份了。而那“作物”是用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灌溉出来的。

    在生物界的竞争中，强者总是试图将弱者的自我循环、自我组织消解掉，使之还原为一组简单的“要素”，然后从中选择性地吸收自己所需要的“营养”，至于其他的部分，则作为废弃物排泄掉；而弱者要想生存，必须顽强地维持自我循环，抗拒外来者的“消解”，为此不惜长刺、生角、有毒、可怕，不惜发展出一些在经济学家看来不符合经济效率原则的器官、机制乃至行为准则。一个物种，如果只顾经济效率原则，就只能将自己构造为其他物种肥美的营养源，而毫无维护自身生存的能力乃至意识。等待它的命运是注定的：要么被别的物种消耗殆尽，要么成为别人豢养的“营养源”，恰如圃中蔬、圈中猪，最后仍是被宰割烹食。

    “消解”与“反消解”，是任何弱势者面对的现实问题，任何将国家导向“一盘散沙”的理论，任何使国家成为外人肥美“鱼腩”的方略，都值得我们高度警惕。我们的科学、技术生产能力要成为民族复兴的动力，强大而有生机的国内期刊是必要环节之一，而如何构建这样的环节，则需要有关各方深思。在笔者看来，在“主流经济学”的构架下，循着“理性经济人”的思路，恐怕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