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3项目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潘晓玲:为梦想倾注一生

【字体: 时间:2005年09月30日 来源: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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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岁的潘晓玲承担着许多重要的职务。她是新疆大学的副校长、教育部绿洲生态重点实验室主任、干旱半干旱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中国主任。但吸引记者将她列为此次专题采访对象的还不止这些。

    6年前,潘晓玲才36岁就被聘为“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她是当时最年轻的“973”首席,从事的是需要大量实地科考工作的干旱地区生态研究。

    “我这个人有点儿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

    潘晓玲是广东人,在新疆长大。1983年在新疆大学做本科毕业论文时,她参加了一次到塔里木盆地的科学考察。科考中,她被晒得脱皮,回来时模样狼狈。有人说她傻,因为班上除她以外的8个女生都选择了在实验室中工作。

    这次科考影响了潘晓玲一生的选择。她第一次感受到当地生存环境的严峻。“我从小是在北疆长大的,那里雨水比较丰富,生存环境并不恶劣,但南疆就不是这样了。我看到农场农工的房子,门前房后都是沙子,家里一贫如洗。这给了我很大的震动,非常希望自己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改变这种现状。”后来读博士以及从事博士后工作,潘晓玲都选择了以新疆为主体的干旱区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说到这里,她笑着说:“我这个人有点儿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

    这种情结多次受到“诱惑”。1992年,潘晓玲到中山大学读博士,正好与已回广州多年的父母团聚。毕业时她面临多种选择:留在内地、回新疆或者出国。潘晓玲在犹豫和彷徨中办了出国手续。这时,她的导师张宏达找她谈了一次话,认为她本来最在意的就不是物质上的追求,如果选择回新疆,事业上的空间更大。“我觉得老师的话说中了我内心的真实想法。”于是,潘晓玲回到新疆。

    类似事情后来又发生过,潘晓玲的选择始终如一。她说:“即使让我从头来过,我依然会选择该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不仅因为它重要,也因为喜欢。”

    “10多年来的工作让我很欣慰”

    谈起这些年走过的路,潘晓玲说:“10多年来的工作让我很欣慰。”

    1999年,由潘晓玲牵头申报的“中国西部干旱区生态环境演变与调控研究”项目,被国家确立为“973”项目。当时只有36岁的她开始带领百余名中外科学家进行中国西部干旱区生态环境研究。虽然一开始曾被人说成“小丫头”,个别人甚至不好好服从她的任务分配,但潘晓玲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作出了回答。项目结题时,她和同事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56篇被SCI和EI收录,出版专著4部,研究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7项。

    最让潘晓玲高兴的是,借助项目的实施,新疆大学成功完成了生态学学科建设。她告诉记者:“生态学现在是重点学科,过去只是本科生的一门课而已。而我的梦想是倾己一生,把新疆大学的生态学科建设成国内一流、国际有名的学科,特别是让绿洲生态研究在国际学界占据一席之地。”

    潘晓玲在新疆大学领导成立了“干旱半干旱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中心”,构建起一个集科学研究、国际合作与交流、高层次人才培养为一体的工作平台。由于团队出色的工作业绩,中国科协把第一个“海外智力为国服务基地”建在新疆大学。

    “关于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我没有经验,只有教训”

    潘晓玲所在的学科,女性所占的比例比较低。“新疆大学的比例不超过5%。国际上可能还低于这个数字。”这部分是因为生态环境领域的研究工作,很多时候需要到野外设置样带,进行实地观测和样品采集,这既是对女科研工作者体力的考验,也使她们难以给予家庭足够的照顾。

    说起家庭,潘晓玲充满了愧疚。她说自己给家人的时间太少了。当照顾家庭和工作责任难以两全时,总是先牺牲家人,因为“老觉得家里人‘得罪’一下没有关系,以后可以弥补”。当记者问她,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如何平衡家务和工作时,她说:“我没有经验,只有教训。一天只有24小时,难免故此失彼。”

    由于先生工作也很忙,9岁的女儿经常由保姆管。“很惭愧,女儿出生后,我给她哺乳到9个月,基本上就交给保姆了。我经常出差,即使不出差,也总在办公室和实验室;就是在家,也都耗在电话和电脑上了。最近,我才‘良心发现’,抽时间给她检查作业什么的。”潘晓玲无奈地说。

    现在,为了让理想和亲情在一起,让事业和新疆在一起,潘晓玲把在广州定居近20年已身患癌症的父亲和瘫痪多年的母亲接到身边,和丈夫、女儿、婆婆共同生活。

    “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

    潘晓玲说,最担心的事情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指导自己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使他们能顺利地完成学业。记者知道她指的是什么。2004年,潘晓玲被发现患上了癌症,而且一发现就是晚期,这一年她才41岁。

    那一年国庆恰逢“973”课题结题之际,正在住院的潘晓玲刚拔下针头就赶到现场主持验收工作。项目顺利通过验收,获得良好评价,但潘晓玲的病情也到了非常凶险的地步。“我去上海治疗,专家说我大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她于是打算回乌鲁木齐处理手头的事情。这时妹妹从广州打来电话,叫她无论如何再到广州治疗看看。

    她的母校中山大学非常重视这件事,由副校长、医学专家汪建平亲自给她定医疗方案,结果认定,除了肝移植没别的办法。虽然以潘晓玲的情况来看,手术成功率很低,但或许是她的执著精神感动了上苍,2004年年底,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地给她做了肝移植手术。

    今年4月下旬,潘晓玲出院了。出院后,她马上参加了教育部举办的高校领导海外培训班。从法国、德国回来后,她又赶往北京、云南、陕西等地忙于博士点的申报……她太忙了,记者对她的采访断断续续进行了好多天才完成。采访过程中,潘晓玲说话很快、笑声爽朗,如果不是听说她过两天又要到广州去接受治疗,真的让人忘了她是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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