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禹锡事件：“权威主义”的黄昏

　　

人们谈到权威主义对科学发展的危害时，大多看到它压制新创见、压制年轻人。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今日的许多“权威”当年都品尝过个中滋味。黄禹锡事件则从另一个角度，撕开了权威主义的帷幕。

    美国的《科学》和《自然》被视为全球最权威的科学类刊物。黄禹锡研究小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接连在其上发表轰动性成果。而今造假事发，人们不禁质问它是如何通过评审的？

    克隆羊“多利”之父伊恩·维尔莫特等八位国际干细胞研究领域的权威称：鉴别黄禹锡成果真伪，“只需数小时就可解决，验证全部过程也只需数周”。事实上，检验真伪的手段并非高不可攀。人们检查干细胞群落照片、比较DNA指纹数据曲线，就产生了疑窦。

    科学研究的根本要求是必须根据确凿的证据做出可靠的成果。而且所有的科学实验都应当是可以重复的，即由同行在不同的时间内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条件得出相同的实验结果。而《科学》和《自然》选择的匿名审稿人非但没发现任何问题，其论文还比正常情况下更快地通过评审。

    人们自然要对权威杂志的评审机制产生疑问。

    这种“匿名审稿人”机制本质上是将能否发表的权力托付给几个选定的人。在经济、政治领域，人们已经很清楚，被托付者玩忽职守甚至假公济私时有发生。黄禹锡事件则证实了科学领域亦不例外。

    一般来说，被托付者是该领域的“权威”，论理不至于昏聩到如此地步。但“权威”首先是人，不可能不受利益、关系、压力甚至脸面之类因素的影响。人类社会被“权威”引向悖谬、饥荒、灾难、战争的先例还少吗？

    那出路何在？

    想想黄禹锡事件是如何被揭出的——网络。网络的深层理念是公开性、对等性。它是暗箱操作、主从关系的死敌。既然“权威”杂志暴露出其不可信赖，社会就应设法寻找一种机制，使各种成果能不受阻碍地公之于众，同时受到公开的评议，通过争论与答辩，取得共识。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这只是乌托邦，而网络已将其变得简捷易行。

    问题是，人们的思想是否进入了网络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