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报视点：中国知识分子真的短命？

　　

     “中国知识分子短命”是个长盛不衰的话题。
　　《北京晨报》11月17日报道说，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北京论坛上透露，中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严重的“过劳死”现象，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仅为58岁，比普通人平均寿命短10岁。

　　这将此前各种有关“知识分子短命”的推论从坊间上升到官方，变得尤为引人关注。

　　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提供的一份调研资料显示，过去4年间，中关村死亡的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是70.27岁。

　　一种假说：知识分子短命

　　一连串的事情似乎证明“知识分子短命”这一命题的合理性。

　　何勇，一位年仅36岁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导，因“弥散性肝癌晚期”于几个月前与世长辞。家属与同事公认其死亡原因是过度劳累。

　　这一消息在全国媒体中惊起了千层浪，“知识分子短命”的老命题再次成为部分媒体的新话题。盘点这一年令人悲伤的镜头时发现，有太多的年轻生命陨落。

　　2005年1月5日，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萧亮中在睡梦中突然与世长辞，终年32岁；

　　1月22日，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焦连伟突然发病去世，享年36岁；

　　1月26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因肺腺癌不治去世，年仅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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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透露，在近5年内，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有135位教授死亡，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3.3岁。

　　凑巧的是，据媒体报道，他们的死亡原因，都是过度劳累以及工作、生活和心理压力过大。

　　事实上，知识分子平均寿命，特别是知识分子“英年早逝”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98年底，国家体委研究所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关村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被多家报纸转载。

　　该报告收集了中科院下属7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共8个单位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5年时间内共134名死亡人口资料，统计后得出结论：“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低于北京1990年人均期望寿命73岁，比10年前调查的58.52岁也低出了5.18岁。”

　　一个概念：“死亡人口平均年龄”不等于“平均预期寿命”

　　一些理性的评论者认为，媒体在报道中有意突出了“中年知识分子死亡”这一事实。而对于国家体委的研究报告，翟振武认为：“我们怀疑，国家体委报告中漏掉了大量退休知识分子，他们计算的53岁可能主要代表了在职死亡的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

　　去年7月开始的一项“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健康状况调查”，搜集了中科院下属的中关村地区附近18个院所和北大、清华两所高校在2000年1月至2004年12月之间死亡的436名知识分子（副高级职称以上）的年龄、性别等数据，对死亡的知识分子平均年龄进行了重新计算。结果显示，三个单位汇总得到的全部死亡知识分子（包括在职、离休两类）的平均年龄为70.27岁。

　　参与这项调查的有多名全国人口学、统计学、公共卫生、社会学领域的专家，翟振武任课题组组长。

　　课题组认为，由于1998年国家体委的调查范围过窄（8个单位），调查样本量过小（134人）且覆盖不完整，所以报告中的结论未能真实反映中关村地区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

　　而一个致命的缺陷在于，媒体和一些研究者混淆了“死亡人口平均年龄”和“平均预期寿命”这两个人口学指标。

　　翟振武说，运用“死亡人口平均年龄”指标计算出来的结果会受到死亡人口年龄结构的强烈影响。如果一个人口群体或民族的年龄结构老化，其平均死亡年龄就比较高；反之，则平均死亡年龄就比较低。

　　因此，人口学界用平均预期寿命（期望寿命）来衡量寿命，即已经活到一定岁数的人平均还能再活的年数。在不特别指明岁数的情况下，人口预期寿命或人均预期寿命就是指0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例如，200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71.40岁，指的是按照2000年的死亡水平，刚出生的人口平均可以活71.40年。

　　“这两个指标无论是在算法上，还是在含义上，都完全不同。”翟振武说，“就如同‘松花蛋’之于‘松花江’、‘麦当劳’之于‘麦当娜’，不能进行孰高孰低的比较。”

　　翟振武认为，媒体报道中把中关村8个研究单位的134名死亡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53.34岁）误解为知识分子的预期寿命，并将其与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73岁）进行比较，是没有任何科学意义的。

　　一种事实：受教育程度越高，平均预期寿命越长

　　为了准确测度知识分子（泛指受过本科以上教育的人口）的真实死亡水平，课题组利用1990年和2000年进行的第四、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出知识分子的“平均预期寿命”指标。

　　研究发现，2000年，全国总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1.40岁。从总体上看，受教育程度越高，平均预期寿命越长。本科以上人口预期寿命最高，男性为77.8岁，女性为81.7岁，分别高出本科以下男性和女性7.9岁和8.1岁。并且，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本科以上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是缩短，而是延长了，男性延长了1.8岁，女性延长了3.7岁。

　　也就是说，10年来知识分子的死亡状况非但没有急剧恶化，恰恰相反，而是得到了改善。

　　翟振武说：“个别中年知识分子‘过劳死’，不能将其大而化之地推广到整个中年高知阶层。”事实上，人的健康状况除了先天因素以外，与其自身健康意识、饮食结构、生活方式、经济水平密切相关。

　　而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在整个社会阶层中，无论是健康知识，还是收入水平、医疗保障、生活条件、社会地位、退休金待遇等，都是具有优势的。课题组调查发现，中年知识分子享受体检制度方面要明显好于普通人群。其中，科研院所、高校、国家机关体检制度的执行情况比较好。被调查的中年高知识人群中有85.1%%的人近2年内进行过全面体检，而普通人群体检的比例大大低于知识分子。

　　翟振武认为，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的预期寿命高于社会普通人群的总体水平是合乎逻辑的。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总体的预期寿命提高、死亡水平下降，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中国知识分子平均预期寿命在过去10年中的提高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媒体提到的中国知识分子平均预期寿命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逐年下降的结论缺乏事实依据。

　　■新闻缘起

　　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本月十六日北京论坛“公共卫生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分论坛透露说，中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严重的“过劳死”现象，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仅为五十八岁，比普通人平均寿命少十岁。

　　殷大奎在论坛上作了题为“发展中国家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的主题报告。他说，目前，在中国与生活方式等有关的慢性病患病率逐步上升，比如肺癌、乳腺癌、大肠癌等的患病率比十年前几乎翻了几倍。近五年来，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去世的一百三十五名专家和教授，平均年龄仅为五十三点五岁。据《北京晨报》十一月十七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