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全球蔓延中....

　　2005年10月，近年不断在亚洲爆发的禽流感疫情，终于攻破了欧洲的防线，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相继证实发现了禽流感致命病毒。

　　欧盟各国在欧洲出现禽流感病毒后，欧盟理事会及欧盟各国卫生部长围绕预防问题召开多次会议。欧盟委员会要求各成员国加紧储备抗禽流感药物，欧盟禽流感防御专家小组呼吁欧盟斥巨资研制人类禽流感疫苗。

　　尽管欧洲各国竭尽全力预防禽流感，但是欧盟成员国希腊还是于10月17日证实，在该国爱琴海一个岛屿上也发现了一只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火鸡，经过希腊动物检疫专家对提取的火鸡样本进行检测之后，确认其感染了H5型禽流感病毒。同月的19日，俄罗斯也证实在其欧洲部分发生禽流感，而在4天之后，英国、瑞典也相继出现了因感染禽流感而死亡的禽类。

　　禽流感在欧洲开始引起民众的恐慌，一些人开始抢购流感药物，而被专家认为对禽流感具有效力的抗流感药物“达菲”开始供不应求。欧洲及美国政府面对禽流感已经或者可能的侵袭，显示出紧张的态势，欧盟国家不断召开会议商讨抗击禽流感的方法，美国也开始呼吁其他国家开展国际间的合作，协力对抗这种破坏力惊人的病毒，为此美国政府甚至专门拨出巨资加以应对。

　　人们之所以对这场产生在禽类间的感冒如此在意，是因为目前人类对于禽流感病毒还未完全认知，而禽流感在人类间的传播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绝大多数专家都认定这种传播一旦形成，将给人类造成巨大的伤害，而这种可能，随时都会变为现实。

　　在这场开始对全球造成危害的禽流感传播之际，国际将观察的重点放在了因为落后养殖方式或鸟类迁徙频繁而不断发生禽流感疫情的东南亚国家及中国。

　　在东南亚遭受连续的禽流感疫情困扰之时，中国在10月19日至25日之间，相继向外界公布了3起禽流感疫情，加上之前年中发生在青海和新疆的禽流感，中国2005年一共有5个省发生了疫情，一时间，人们对于自1997年便出现在中国香港，并造成巨大损失的禽流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担心……



逐步完善禽流感防治体系

　　中国家禽饲养量为142.32亿只，占世界总量20.83%，发生和传播禽流感的几率极高，更由于养殖方式以散养为主，人禽共处，防疫难度较大。

　　因候鸟迁徙和冬天来临，高致病性禽流感死灰复燃，蔓延全球。10月28日，中国农业部通报了今秋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颜镇腾家营村、安徽省天长市便益乡梁营村、湖南省湘潭县射埠镇湾塘村先后发生疫情，政府及时扑杀灭疫。



　　建立联合防疫中枢  

　　曾遭受SARS重创的中国，因去年亚洲禽流感大爆发，成立了全国突发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应急指挥部，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任指挥长，由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组成。

　　2005年进入秋季防疫时期，农业部和卫生部首次建立了联防联控合作机制，负责防治、疫情处理以及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协调工作。

　　国家要求在发生人畜共患传染病疫情爆发时，相关部门间应在24小时之内互通疫情，共同开展疫情监测，相互提供所需样本及诊断试剂标准品。  卫生部在2005年9月初设立卫生应急办公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

　　2005年禽流感防疫的主要任务由农业部担当。由部长杜青林任指挥长的农业部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展开防疫工作。

　　全国畜牧兽医总站党委书记何新天告诉《新世纪》周刊，指挥中心将全国划分为华北、西北、东北、中南、华东等五个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定点联络组、防疫组，直接向农业部兽医局负责，还组织30多个防控检查组到各地检查，10月以来已派出十余次疫情处理督导组。



　　组成地方防疫网络

　　中国各级政府也都被要求建立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指挥机构，由各地政府主管领导任总指挥，成员由政府农业、卫生部门以及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人组成。指挥中心设在同级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

　　中国各省、市除畜牧兽医站外，还有兽医防疫站、动物检疫站、兽医卫生监督所和动物防疫监督站等。他们的行政管理部门是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厅(农牧厅)内部所设的兽医局。

　　据内蒙古自治区兽医站官员介绍，按照职责划分，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与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负责制定疫区处理方案以及监测疫情、疫源追踪等，其他应急指挥机构成员则协助封锁交通、提供物资等。

　　基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被要求在接到警报后，3小时内将情况报告至农业部，随后疑似病例将被送交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诊，报农业部予以公开。国家首席兽医师须以专家名义立即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总干事通报疫情，而农业部则向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驻外使馆、外国驻华使馆，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方面进行通报。

　　中国相关禽流感的应急预案规定，以疫点为中心半径3公里内的地区为疫区，距疫区周边5公里内的区域划为受威胁区。中国首席兽医官贾幼陵自豪地说，国际组织曾经多次在中国进行考察，对中国防控中最肯定的经验是中国对疫点周边3公里之内家禽进行彻底扑杀，这是绝大多数国家做不到的。



　　严密防疫网存在漏洞

　　这样一个严密的“人民战争”防疫网依然存在着部分漏洞。《新世纪》周刊记者在疫区发现，各级政府事先都没有制定因防疫捕杀的农户补偿措施，这导致一些农户为了减少损失，隐瞒疫情而私自处理病禽。

　　内蒙古自治区兽医站站长许燕辉说，“让我们顺利将疫区所有禽只彻底扑杀的原因，是老乡没有要求我们先给予他们补偿的承诺，否则，将有很多人会隐匿疫情。”

　　而据国内某媒体报道，由于防疫按照行政区域条块分割，当安徽天长市养鹅人黄安国携带病死的鹅去天长市兽医站要求化验时，对方却以黄是江苏人为由，拒绝检验。天长市疫情是农民向农业部举报才被公之于众的。

　　“有些地区可能会隐瞒疫情，因为如果公布，该地区养殖业会遭毁灭性打击，影响经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目前防治禽流感尽管会及时向国际有关组织汇报疫情，但是，还没有在国内建立公报制度。这可能会导致不知情农户将病死家禽私自处理，不利于防疫。”



　　药物研究缺乏协调

　　与此同时，中国科技人员正加速研究抗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疫苗和药物。一方面，研究人员研究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型疫苗，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应用于人的疫情药物。

　　应对禽流感病毒挑战的研究机构主要是包括拥有国家唯一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的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在内的农业部下属院所。

　　华南农大兽医学院去年曾研究出抗禽流感疫苗，而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在今年4月、9月先后研究成功两种疫苗，一种是灭活疫苗，一种是活疫苗。

　　2004年10月15日，农业部授权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生物药厂等7家公司生产禽流感灭活疫苗  。

　　由于所有疫苗专利由国家研究机构提供，并由政府垄断采购，养殖户的防疫费用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担，因此，生产过程成为了一个秘密，“我们的生产计划不允许公开”，一家疫苗生产者的办公室主任告诉《新世纪》周刊。

　　“发达国家都采用扑杀的方式，为了减少经济损失，落后国家一般采用疫苗来防止家禽得病”，一位专家告诉记者，“频繁利用疫苗可能会导致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产生变异”。

　　在预防和治疗人传染者方面，截至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有效的疫苗和药物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诞生，唯一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达菲”也存在不确定性。生产“达菲”的瑞士罗氏公司生产能力严重不足，中国大量引进需要2年才能实现。

　　除此之外，军事医学科学院、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也开始了对疫苗和药物的研制工作。

　　药物研究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可能会造成这场“战争”的进展缓慢。在缺乏统一领导部门的背景下，所有的希望就寄托在某个项目小组或者研究人员的努力，而不是集体的携手共进。

　　这些研究项目大多数由科技部立项并落实研究经费，但是，这些研究机构来自农业部、卫生部、科技部以及军队，如何协调各方各地研究，是尚待解决的难题。



全球应对禽流感

　　121人感染，62人死亡。这是截至目前人类感染禽流感的数字。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禽流感从禽类蔓延到人类。

　　亚洲的疫情愈演愈烈之后，10月17日，禽流感登陆欧洲。  

　　随着希腊疫情的证实，禽流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在欧洲大陆上演，罗马尼亚、俄罗斯、克罗地亚、英国、瑞典，接连遭到禽流感侵袭。其势之猛，其速之快，令整个欧洲人心惶惶。禽流感的疫情抛物线正处在一个“亢奋”的上升期。而随着冬季的到来和候鸟的大规模迁徙，禽流感病毒是否会通过候鸟传播到世界各地？



　　亚非：力不从心

　　亚洲近几年一直处于世界禽流感危机的中心。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博士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说，亚洲国家的生产方式增加了防治难度。亚洲国家多是散养、放养、家禽家畜混养，极易引发动物间互相感染。他强调，这种做法使得疫情变得难以控制，“在亚洲，人们居住的地方离动物很近，这就导致了高风险的感染机会，因此带来的挑战也是更大的。”

　　民众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亚洲防治禽流感的另一掣肘。在泰国的斗鸡场上，主人会为受伤的斗鸡吸血疗伤，农户不对死因不明的鸡做消毒掩埋处理，死去的禽流感患者未经科学处理便被草草掩埋。同时在一些贫穷的亚洲国家，病死家禽很可能继续被烹饪食用。

　　对非洲国家来说，它们虽未受到禽流感的侵袭，但长期贫困落后，医疗条件不足，公共卫生防护体系薄弱不堪，非洲一旦出现感染案例，将会成为全球禽流感抗击链上最弱的一环。

　　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兽医官员多梅尼说，在非洲，处理禽流感的能力非常低下，如果禽流感病毒在东非爆发，就更会增加禽流感病毒转变成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新菌株。

　　观察病毒地图会发现，欧洲的病毒非常少，大多数集中在亚洲，而欧洲集中放养的养殖场方式和良好的医疗条件使病毒更容易被控制，“因此对欧洲，我们说，想办法把这些病毒消除掉，对亚洲，我们则说，请尽量降低病毒的数量吧。”贝汉卫博士说。

　　亚洲也在进行自救，各国政府纷纷发布公告，采取强制措施，力图将疫情控制到最低，但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办事方式、现有条件、人员水平让自救行为有点力不从心。



　　欧洲：有条不紊

　　当禽流感像长了翅膀的鸟儿一样飞向欧洲时，为了应对危机，欧洲各国政府和组织的危机传播手段开始运转。

　　早在今年5月，为了促进欧盟各成员国在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方面的协调与合作，欧盟便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创建了欧洲传染病预防与监控中心，如果某个成员国出现传染病疫情，该中心可将有关信息迅速传递至欧盟各国。

　　10月17日，希腊被证实发现禽流感，成为欧盟首个疫情国。据路透社报道，欧盟于当天立刻执行一项针对大规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模拟训练，同时敦促其25个成员国尽快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备足抗禽流感药品，以防万一。

　　10月18日，欧盟在卢森堡召开紧急部长级会议，旨在稳定民心。10月25日，欧盟食物链和动物健康常设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并签署决议草案，决定暂时禁止以商业目的进口非家禽类活鸟，以进一步加强对禽流感的防范。

　　欧盟的统一行动和快节奏出击，筑起了禽流感保卫战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的指挥棒则由欧洲各国自身紧握。

　　英国首席卫生官员利亚姆·唐纳森10月19日向民众承认，“我们无法阻止流行病，但我们有能力降低它的影响。”英国政府已经就此发布了一项最新的禽流感紧急预案。

　　10月21日，一只从南美进口的鹦鹉被证实死于H5N1型禽流感病毒后，英国政府开始加大力度，一方面对所有饲养的禽类进行登记，另一面则立刻储备了1.2亿剂流感疫苗，一旦疫情爆发，民众可以紧急注射疫苗。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英国卫生部还制定了紧急措施，一旦禽流感疫情爆发，一支由英国警察组成的队伍将全权负责看管抗流感药物，以免人们在恐慌情绪的驱使下对这些药物进行打劫和哄抢。

　　西班牙对区域进行了界定，划定18个沼泽地为最容易引发禽流感的地方，颁令在这些地区禁止露天放养家禽；同时关闭家禽自由贸易市场；对动物园的鸟进行疫苗注射和分开养，防止交叉传染。

　　荷兰、奥地利、挪威、比利时、德国等国迅速对家禽实行了隔离措施，德国政府同时还扩大了禁止进口家禽产品的对象国名单。

　　“我相信欧洲如果面临新的疾病，一定会想办法消除家畜和鸟类身上的疾病，不管它们在哪里。”世卫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博士毫不掩饰他对欧洲处理禽流感的信心。



　　美国：未雨绸缪

　　相比大西洋对岸的欧洲，美国的情况相对较好，目前为止尚未出现禽流感爆发案例，但据路透社10月27日的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拟定一项旨在改善疫情预警系统和增加抗禽流感疫苗和药品储备的计划。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迈克尔·莱维特表示，他会将联邦政府的工作具体分配到各个地方权力机构，“举一个例子：联邦政府在数小时内就可以将它的药品存储运送到美国的任何一座城市。”

　　莱维特认为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合作可以保证对禽流感危机的最终胜利。值得一提的还有，在这项计划中，美国人考虑到了他们不负重荷的医疗机构，一旦需要，政府将有能力增加医院的病床数量。

　　美国政府对禽流感防控的自信根基显然不止这一点。对抗禽流感药品生产公司Chiron的投资，使得美国在禽流感疫苗的制造上进一步争取了主动权。

　　启用民间力量是美国政府的另一个方式。路透社26日报道：为了调查禽流感的高度可遗传性，美国农业部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了超过4万名私人诊所的兽医来帮助监测他们所在地的家禽感染病毒的情况。

　　此外，美国还考虑到了面向公众的禽流感教育：“让民众知晓信息和告知形势的紧迫性，如何维持这二者的平衡非常重要。”莱维特说。



　　如何汲取经验

　　尽管亚非的情况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有着诸多不同，但后者一些成功的危机传播经验，仍然值得学习。

　　应对禽流感这样大规模的疫情，首先应该是信息的公开透明，诚如贝汉卫博士所说：“禽流感信息的分享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详细的信息可以让农民对疾病的传播途径有更好的了解，即使事态发生变化，他们也能更加紧密地行动起来。”

　　在这一点上，某些政府与以前的传染病时期相比有了进步，但仍嫌不足，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上，出口转内销终究不太妥当。

　　其次，成功的危机传播还有赖于有序的协调组织。无论欧盟的举措，还是美国政府内部各级职能部门间的配合，有序的协调可以保证危机处理工作的顺畅执行；最后结果与原定目标的吻合度也会因此提高；可以保证政府工作的高效性。

　　最后，危机传播最广的对象是公众，最强的效果产生自公众。美国尚且深谙此道，人口众多的亚非国家，更应将这一点作为危机传播的有力手段来倚重，让民众发挥效力。不论怎样，为维护社会稳定而让公众在不知情中“幸福”生活，代价总是最高昂的。



禽流感  拉动流行病国际协作

　　10月中旬以来，整个世界笼罩在禽流感的阴影之下。由加拿大政府倡导的国际协商会议的召开，揭开了全球协作预防禽流感的序幕，但这还需各国更多的合作与信任。

　　10月19日，中国入秋以来第一场禽流感疫情在内蒙古爆发，短短一周之内，湖南和安徽也相继报告发生禽流感。

　　目前基本证实，此次禽流感的全球爆发与候鸟的迁徙密切相关，凡是候鸟途经的国家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禽流感爆发区。这使得各国在边界、海关加强检疫，禁止从病源国进口产品等传统预防方法失效。

　　更另人担心的是，若禽流感在防护水平低下的东非国家爆发，人类将可能感染。而变异后的禽流感病毒若在人际间传染，将变成全人类的灾难。

　　因而，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等国际性机构目前已经发出呼吁，要求全球各国联合起来，建立全球协作机制，共同防范这一即将威胁全人类的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贝汉卫博士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表示：“在过去的6个月中，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一些国家在应对禽流感上由不情愿到后来的承诺和负责。这是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承诺，这是一个改变，所以现在让我们乐观的是这种政治承诺。”



　　中国和亚洲的努力

　　现在，各国已经意识到全球协作的必要性，并努力为之。一场包括信息沟通、药品流通、技术援助、科研协作、损失共担等方面在内的合作在近2周内逐步展开。

　　10月21日，大陆、香港和澳门三地高级卫生官员的联席会议召开，三地官员签署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一旦爆发大型传染病时的应急措施，在人力、技术和物资方面建立互信支持的机制。

　　在禽流感最早爆发的东南亚，包括泰国、越南、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对透明的禽流感上报机制，世界卫生组织从这些国家的政府中得到了全力控制禽流感对外蔓延的承诺，并得到部分上报信息。

　　中国政府吸取了2003年非典爆发的教训，要求地方政府上报疫情，连续召开几次新闻发布会通报情况，主动与国际组织合作，与过去相比，信息的透明度、应急反应速度明显增强。

　　在中国农业部10月28日召开的面向国内外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首席兽医官、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谈到了中国政府对国际合作做出的努力：卫生部与FAO、WHO建立了四方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向有关国际组织通报中国禽流感防控政策及疫情状况；积极参加有关国际和区域禽流感防控会议；对越南、泰国、朝鲜、蒙古、印尼等国家开展禽流感防控技术和物资援助。

　　贝汉卫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应对禽流感问题上所做出的政治努力得到了快速的改进。在全球协作上，各国政府的姿态如何直接影响到全局的进程。



　　国际支援

　　亚洲开发银行10月24日发布报告称，禽流感若演变成“中等程度的流行病”，估计会对亚太区造成900亿至11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由于防疫是遏止禽流感爆发流行的关键，因此该行将提供5800万美元进行防疫计划。

　　澳大利亚卫生部长托尼·阿博特表示，澳大利亚将向亚洲国家提供更多的禽流感援助，以抑制禽流感疫情在这些国家蔓延。目前，澳大利亚已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5万个疗程的抗病毒药物“达菲”。他说，“我们已经向印尼提供1500万澳元(约合1100万美元)，帮助其监控与防范禽流感疫情。我们准备再提供1500万澳元，帮助该地区的其他国家。”

　　联合国粮农组织说，对于非洲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协助它们加强侦测野鸟和家禽，并且改善实验设备，使之能够及早侦测出禽流感的爆发。粮农组织目前正在帮助印度、孟加拉这些南亚国家建立禽流感监测体系。

　　更具有全球意义的是，WHO近期向167个国家发布了禽类扑杀原则，WHO主动承担起了全球领导义务。欧盟的反应更为迅速，他们早已做到在同一时间分享信息，向成员国发出储备药品的建议。

　　10月25日，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30多国卫生官员部长级会议迈出了国际合作重要的一步，美国和加拿大承诺支持全球协作。各国同意由世界卫生组织来领导这场同禽流感的抗争，其他国家则扮演支援的角色。

　　回顾2003年，从WHO针对SARS发出全球警告，到确认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体，仅仅用了四周多的时间，WHO将其归因于全球13个实验室不同寻常的合作。SARS合作网络的倡议人和协调人施托尔仅仅依靠卫星通讯和互联网，把来自10个国家的13个顶尖实验室连接在了一起。这种跨国界、跨实验室的紧密合作前所未有，在面对流行疾病这个全人类共同的威胁上，科学保持了开放的心态。



　　全球合作仍有困难

　　国际合作的道路也并非如此顺畅。也正是在这次渥太华30国部长级会议上，由墨西哥和泰国提议，富国拿出5%至10%的流感疫苗，同发展中国家分享的计划没有获得大会通过。  

　　贝汉卫也谈到了疫苗数量的不充足，“拥有国与未拥有国之间的不平衡差距很大。”

　　加拿大和美国提出，发展中国家先依赖WHO现有抗流感药物和疫苗的存货来预防疫情的爆发，之后另外8到10个也有存货的国家将在必要时，供应药物和疫苗给发展中国家。美国先将为数不多的疫苗拢在自己怀里，美国的意思很明显：我支持全球协作，但得先顾自己，别人向WHO要去。

　　疫苗之争涉及了全球协作最关键的利益问题，在跨越国境、种族、民族、意识形态的全球协作上，还需要一个利益杠杆来协调各国间的平衡。

　　由于对治疗禽流感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达菲”(tamiflu)的专利权控制在瑞士罗氏公司手里，而面向突如其来的疫情，罗氏公司的生产能力不足。罗氏公司预计2005年仅“达菲”一种药品就可为公司带来6.6亿欧元的盈利，在丰厚的利润面前，罗氏公司迟迟不肯开放专利权。这直接导致了全球有能力的“富国”纷纷抢购“达菲”药品，以应付自己国家可能面临的禽流感疫情，“穷国”只有干瞪眼。

　　罗氏公司的做法遭到了全球舆论谴责，公司被指责“罗氏公司正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类健康之上”。

　　10月18日，在美国国会等方面的强力压力下，罗氏终于同意向四家美国公司颁发“达菲”生产许可证。法新社报道说，瑞士制药业巨头罗氏公司(ROCHE)表示愿意和中国政府共同合作。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研究员乐卫东先生在美国深造、工作了16年，经常组织国际医学的交流与合作会议，熟悉全球医学合作惯例。他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认为在公共利益受到威胁时，公司利益必须退后。

　　乐卫东说，“目前全球协作的几大困难：信息交流欠缺、全球性合作网络并没有建立、除了WHO外无人做领头羊、经费不足、民间交流的作用发挥不充分。此外，国家利益、科技机密、意识形态等潜在因素也不容忽略。”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参与全球合作，一方面可以借助外部力量建设自己的防疫系统，改善政府工作效率，甚至可以得到资金技术的直接援助。但也可能因贸易限制而对疫区国带来经济上的严重打击。

　　但是，“在一国问题也可能是全球问题情况下，建立一个全球协作反应系统是必要的。”  贝汉卫说。